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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穩定民營企業信心,亟需進一步理論創新——兩場民營經濟理論專家座談會觀點綜述

        2023-12-16 17:54:40  來源: 經濟觀察報   作者:北京大成企業研究院課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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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民營經濟理論研究和創新,既是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現實要求,也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客觀需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需要在理論上真正有所突破,把發展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等根本性問題研究透、講清、講透,才能避免每隔幾年就會出現否定民營經濟,阻礙其正常發展的思潮,才能真正提振民營企業家的信心。

          為推動民營經濟理論創新,北京大成企業研究院邀請部分長期關注和研究民營經濟的專家學者,先后于2023年8月、9月兩次召開座談會,參與座談會的專家包括:國務院原參事陳全生、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李青、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迎秋、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原常務副會長王忠明、清華大學政治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中央編譯局原研究員李惠斌、《中國民商》雜志編委會主任黃文夫、《經濟研究》雜志原常務副主編鄭紅亮、《財經》雜志高級研究員馬國川、北京大成企業研究院副院長陳永杰等。

          與會專家圍繞民營經濟基礎理論研究的現狀及創新突破等問題進行了交流和討論,并提出很多頗具見地的意見建議。

          現將專家觀點綜述如下:

          1.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科學回答民營經濟發展面臨的重大時代課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一文中指出:“理論的飛躍不是體現在詞句的標新立異上,也不是體現在邏輯的自洽自證上,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回答實踐問題、引領實踐發展上。馬克思主義是實踐的理論。我們推進理論創新是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而不是坐在象牙塔內的空想,必須堅持在實踐中發現真理、發展真理,用實踐來實現真理、檢驗真理。”

          有專家表示,實踐是理論之源,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民營經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不斷發展壯大。概括起來說,民營經濟具有“56789”的特征,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我國經濟發展能夠創造中國奇跡,民營經濟功不可沒。

          專家們表示,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實踐與探索,黨和國家在發展民營經濟的大政方針上,已經跨越了制度、政治、法律和政策障礙,但在民營經濟發展理論方面缺乏根本性突破,社會上對民營經濟的認知存在很多謬誤并引發爭論。制度上,從黨的十三大到十九屆四中全會,非公經濟已由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組成部分,變成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組成部分;政治上,“兩個毫不動搖”“兩個不可侵犯”“兩個同等保護”在黨的文獻中多次重申,非公經濟人士已從“資本家”變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成為“自己人”,許多民營企業家不僅當了政協委員、人大代表,還入了黨,當了勞模;法律上,憲法和民法典都確立了民營經濟的合法地位,強調私有財產不可侵犯;政策上,非公(民營)經濟前后“36條”、民營經濟“31條”等一系列文件的出臺,都表明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障礙也正在消除。但是社會上質疑和否定民營經濟的言行仍然反復出現,有關部門在政策制定和執行上仍然不時出現對民營企業的觀念歧視和實際限制,究其原因,在于支撐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理論基礎相對薄弱,特別對一些重大和關鍵的民營經濟理論問題缺乏權威的、官方的解釋與闡述。新的歷史時期,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必須要在理論上重新認識民營經濟,建立起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新的民營經濟理論體系。

          有專家指出,在民營經濟理論方面,有關部門和理論界對民營經濟的重要性、必要性上講得較多,但對民營經濟發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性等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深入的理論研究和清晰的闡釋。

          有專家表示,由于理論上的薄弱、觀念上的模糊以及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一有風吹草動就引起民營經濟政策上的搖擺和輿論上的混亂,加之社會上民粹主義泛濫,對民營資本和民營企業大肆污名化,致使民營企業家心神不定、信心不足。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多次出臺鼓勵民營經濟發展的文件,但是政策效用似乎出現了遞減現象,對民營企業的提振作用遠不及預期。特別是最近中央出臺的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31條”,企業和市場反映積極程度未達預期。目前,由于信心不足,民間投資積極性仍在下降,已經出現負增長態勢。

          專家們表示,黨和國家關于民營經濟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法律法規,都對民營經濟的地位、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對民營經濟的合法性、進步性給予了充分肯定,為民營經濟理論研究和創新提供了根本指導和重要依據。根據黨和國家的這些方針政策及定性定位,完全有充分的政治和理論前提條件,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入研究民營經濟理論,對民營經濟的一些至今未解決的重大爭論問題,進行新的理論探索、提出新的理論闡述,形成整套的中國民營經濟理論,理直氣壯地、系統完整地對涉及民營經濟的敏感問題、尖銳問題做出正面的、全面的回答。

          2.正確認識民營經濟,破除教條主義,歷史和發展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掌握和傳承馬克思方法論的精髓

          有專家表示,受各種思維定勢的影響,一些人在討論民營經濟在中國的發展問題時,時不時總要試圖尋章摘句,從馬克思那里找到答案。結果,人們不僅無法找到答案,還常常因此而長期爭論不休、無法達成共識?;仡櫢母镩_放以來民營經濟的發展所經歷過的歷次波折和遭受過的沖擊,大都與教條主義泛濫、甚至橫行有關。

          專家們表示,必須要全面、完整地理解和把握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不能將其簡單化、碎片化、庸俗化,甚至斷章取義。研究當代民營經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存在和發展問題,不能陷入教條主義的泥潭,不能脫離時代的背景和中國的實際,否則就會把本來很清晰、很合邏輯和客觀規律的認識搞得亂作一團。

          有專家認為,馬克思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財富是分析研究和正確理解認識現實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法論,以及尊重客觀規律、與時俱進的科學精神。關于這一點,恩格斯曾明確指出:“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鄧小平同志也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從來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它要求人們根據它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不斷結合變化著的實際,探索解決新問題的答案,從而也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同樣,在資本主義和私有制經濟發展變化問題上,馬克思給出的是分析和認識其之所以存在和發展的方法,并不是取代私有制經濟的具體方案。

          3.在理論上剝離私有制與剝削的關系,明確消滅剝削不等于消滅私有制

          有專家指出,把剝削與私有制看作孿生兄弟,甚至等同起來,是阻礙民營經濟正常發展的重大理論障礙,要通過理論創新把二者分割開來,消滅剝削不意味著就一定要消滅私有制。

          專家們認為,勞動是創造價值的源泉,但不是唯一源泉,其他生產要素同樣參與價值創造,因此同樣有權參與價值分配,獲得與其貢獻相應的份額。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要“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黨中央確定的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機制和制度,為保護私有財產和發展民營經濟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依據和充分理論基礎。

          有專家提出廣義價值論,認為其揭示了各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價值基礎。廣義價值論將分工與交換作為價值決定的內生因素,充分考慮機會成本在價值決定中的作用,從而將傳統的價值理論作為特例納入自己的價值體系,故稱之為“廣義價值論”。具體結論:一是在價值形成的機制上,認為供求決定論、兩種必要勞動共同決定價值論以及恩格斯關于價值是費用對效用的關系論三者之間是完全一致的,“任何一種價值理論,都首先是一種均衡價格論”;二是從三次產業發展的歷史事實出發,認為非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都是生產勞動,都同樣創造價值;三是從部門內和部門間兩個方面論證了勞動生產率與價值量成正比的原理,從而揭示了非勞動生產要素在價值決定中所起的作用;四是認為價值理論是收入分配的理論基礎,提出按貢獻分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融各種分配方式為一體的統一的分配原則。

          根據廣義價值論和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理論,可以對剝削重新加以定義:所謂剝削,就是在利用他人擁有的生產要素時所付報酬低于其貢獻,其實質是對他人要素貢獻的無償占有。判斷剝削與否的標準是報酬與貢獻是否一致:如果一個人(及其所擁有的要素)的報酬低于其貢獻,他就是被剝削了;如果其報酬高于其貢獻,他就是剝削了別人;如果報酬與貢獻一致,就是按貢獻分配,其中既不存在剝削,也不存在被剝削。因此,以要素貢獻為基礎的非勞動收入不應再視為剝削,剝削與所有制沒有必然聯系,私有制未必產生剝削,公有制未必沒有剝削。這樣,消滅剝削和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就可以并行不悖了,保護私有財產也不再是權宜之計,而是天經地義。

          還有專家提出企業勞動產權理論,認為這可以將按勞動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統一起來。企業勞動產權理論認為,企業的增量產權可以分割為三個方面:一是企業投資的利息回報(過去勞動的回報),不承擔風險的投資回報,等于市場利息。二是企業的風險勞動回報,企業風險勞動具有二重性,作為投資額的風險抵押(動產或不動產),它是一種過去的勞動;作為企業主在企業運營中的“操心”,它是一種活勞動。三是企業的活勞動回報。按照傳統經濟學理論,企業增量產權中還有第三塊收入,即企業主收入,但在企業風險勞動回報和利息回報獨立出來之后,就不存在傳統的企業主行為,剩余的收入就應該是企業內部勞動者各按其貢獻大小得到的活勞動回報(參與分割企業純利潤中超過市場利息部分)。

          4.民營經濟與市場經濟具有內在一致性,發展壯大民營經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

          有專家表示,要讓民營企業真正吃下“定心丸”,就要在理論上真正講清楚發展民營經濟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系,真正講清楚發展壯大民營經濟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長久之策。否則,民營經濟“消滅論”“離場論”等錯誤思潮滋生泛濫的土壤就永遠無法鏟除,民營企業的信心也難以真正提振。

          有專家表示,中國民營經濟是從中國市場經濟改革中自然誕生的經濟。同時,民營經濟的產生又自然推進了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只要中國堅持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民營經濟就不會、也不能“離場”。有專家認為,民營企業與市場經濟之間是一種生死相依、形影相隨、一體兩面的天然關系,具有天賦般的正當性。民營企業是市場經濟真正“內生”的,是反映市場經濟好壞的“生命體征”,是市場經濟生機和活力所在。而市場經濟則是最適宜民營企業生長與成長的沃土,市場經濟的基本屬性與民營企業的生存天性具有一致性:市場經濟崇尚競爭,民營企業從來不懼競爭;市場經濟有風險偏好,民營企業從來與風險為伍,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中發展壯大;市場經濟有法治取向,民營企業最向往有一個公平正義的法治環境。

          有專家指出,新中國發展、建設的實踐反復證明,發展壯大民營經濟不是權宜之計,而是一個始終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生存、同榮辱、共發展的歷史過程。二者不僅具有內在邏輯一致性,而且具有客觀歷史必然性。這是因為,在勞動還遠未成為絕大多數人“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前,在社會物質財富尚未達到“充分涌流”因而社會無法做到“各取所需”之前,特別是在普羅大眾還仍然屬于“庸人”“俗人”的歷史發展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一定仍然處于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初中級階段,個人利益是其他一切利益存在的前提和基礎,中國就只能長期堅持和實施與個人的利益得失和福祉多寡緊密地聯系的、有助于生產力持續健康高效發展的經濟組織形式和社會生產方式,因此民營經濟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在這樣一個相當長的經濟發展歷史階段,有的人更聰明、更智慧、更能抓住市場機遇從而更能在遵紀守法的框架內實現更高的經濟收益,社會不僅要對其加以有效保護,而且要對其加以積極鼓勵、給予大力支持,并由此進一步放大推動社會進步的內生動力、豐富壯大經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的有效源泉。

          專家表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到最終建成,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發展壯大民營經濟也是一個伴此共生的歷史長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民營經濟發展的組織與管理形態會逐漸高級化。因此當前我們切不可超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去追求更高階段的體制制度,而是需要實事求是、腳踏實地、扎扎實實地長期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不斷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及其體制機制,不斷用科學的法制和法治、德治和政治、社治和民治獎勤罰懶、獎優罰劣,并由此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走向中級階段、再發展到高級階段。在科學的、實踐的理論體系的普照之下,我國人民將生活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文明、繁榮、富強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之中。

          5.客觀認識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有制實現形式的新變化,積極看待民營企業向社會企業轉化的新趨勢

          針對輿論環境中動輒對民營企業和資本進行污名化、動輒將民營企業家批判為“資本家”,將私營資本視為滋生資本主義土壤的現狀,專家們表示,用馬克思分析的早期資本主義所有制形態很難解釋現在已經變化了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有制的各種實現形式,所有制理論必須要有所創新。

          有專家指出,產權是市場經濟的基石,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過去的所有權是絕對所有權,往往是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處置權集于所有者一身,而在高度貨幣化金融化的今天,所有權在很多情況下是相對所有權,可以分散于不同人手中,發揮著不同作用,不同人都有基于其不同財產權利的合法利益,具有高度社會化、公眾化的特征。工業革命時期、資本主義初期的個人和家族企業,跟今天的公司企業不是一個概念,例如沃爾瑪,已經完全是股權公眾化與社會化的公司。要與時俱進創新產權理論,平等保護不同財產權利人的正當權利和合法利益。

          有專家指出,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民營企業和企業家,與工業革命初期的私有制企業和資本家有著本質的不同和明顯的區別,特別是很多大型民營企業正日益向社會企業轉變,這些新的發展趨勢值得我們研究、總結,并更新舊有的觀念和認識。

          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的一些大型民營企業正在向社會企業轉變,其內在性質正在發生轉變,既不是簡單地姓“私”,也不是簡單地就姓“公”,而是姓“社”,是社會企業。其特征:一是企業股權社會化,民營企業由個人和家族持股為主,逐步轉變為由企業的管理層、員工、社會公眾、社會機構共同持股;二是企業經營管理的社會化,企業管理由過去的個人和家族管理為主,逐漸轉變為以職業經理人管理為主;三是企業經營目的的社會化,企業與股東利益必須與員工利益、社區利益、行業利益、國家利益更加緊密地結合;四是企業利潤歸屬的社會化,企業上交所得稅后的凈利潤用于股東分紅、再投資發展、員工福利,不少企業家把個人及家族分紅的相當一部分用于社會公益慈善事業;五是企業財產傳承的社會化,不少企業家從企業長遠發展、財產長久安全和下一代的健康成長出發,自己退休后或百年以后只將少部分資產交予子女,企業多數資產將交給公益慈善基金長期用于公益慈善事業。

          6.旗幟鮮明地宣示: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一樣,都是“自己人”

          盡管黨中央反復強調“兩個毫不動搖”,但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的關系始終受到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的爭論一直沒有平息。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應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有專家認為,實踐證明,民營企業的市場競爭推動了國有企業的改革,民營企業的創新和奮斗精神帶動了全社會的經濟活力,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共同構建了我國完整的工業體系、服務體系,民營企業發展好的地方(比如浙江)國有企業也得到快速發展。有專家建議,在理論上要盡快理順和處理好民企與國有企業的關系,堅持對國有和民營經濟一視同仁、對大中小企業平等對待。

          還有專家表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當前,我國民營經濟已經具有“56789”的特征,在國民經濟中多項指標占比都超過了50%,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只要民營經濟發展貫徹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有助于實現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從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民營經濟的地位看,既然我國的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從財政收入到GDP增長、從投資到創新和就業,都已經超過50%,無論是從客觀現實還是從憲法和法律規定上,民營經濟都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民營企業是由人民創辦、人民經營、人民所有、人民享有收益的企業,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都是人民經濟,民營企業將始終伴隨國家發展而發展,始終為推進人民追求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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