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低收入人群約有9億人，“提低”應是政府縮小收入差距的主攻方向

　　經濟觀察報 記者 田進 10月，各省份陸續發布前三季度GDP數據，浙江、河北、海南三地統計局均提及居民增收存在壓力。9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實施就業優先戰略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的意見》提出，促進勞動報酬合理增長。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強對企業工資收入分配的宏觀指導，完善勞動者工資決定、合理增長、支付保障機制等舉措。

　　在這一背景下，如何促進居民工資增長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人關注。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在近十年GDP增速起伏過程中，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與GDP增速基本保持一致。2014年至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扣除價格因素）均在5.8%及以上，2020年、2022年此數據增速分別為2.1%、2.9%，今年前三季度為4.9%。

　　國家統計局曾提出，2017年中等收入群體已超過4億人。據浙江大學共享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實估算，截至目前，未達到中等收入標準的人群數量約占全國總人口的65%，即低收入人群約有9億人。并且，這9億人群的收入也存在較大差距，一部分群體的收入接近中等收入水平，而另外一部分群體則處于相對貧困狀態。

　　在這樣的背景下，應該如何促進居民工資收入增長，政府在促進居民工資增長方面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縮小居民收入差距該從哪些方面出發？12月1日，就上述問題，經濟觀察報專訪了李實。李實長期關注國內的居民收入分配問題，此前曾三次獲得孫冶方經濟學獎，代表作有《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等。

　　他表示，如果政府直接干預民營企業員工的工資增長，實際上會影響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并可能引發其他不利后果。目前來看，政府在這些方面的態度還是比較理性的?，F在的關鍵在于使低收入人群的工資增速超過社會平均工資的增速，以此縮小整體的收入差距。

　　哪些因素決定工資漲幅

　　經濟觀察報：在你的調研或觀察中，今年居民工資增長呈現出哪些特點？

　　李實：居民工資增長主要取決于經濟增速與就業狀態。從這兩個方面分析，目前居民工資增長存在較大壓力。

　　近年來，受疫情等因素影響，GDP增速不達預期。2024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速出現波動，這直接影響了居民收入的增長。同時，今年6月至8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持續上升，特別是青年失業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歲青年人）。盡管，近兩個月，青年失業率有所回落，但整體仍處于較高水平。

　　經濟觀察報：《關于實施就業優先戰略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的意見》中提出了多項針對工資增長的政策舉措，為何當下提升居民工資收入如此重要？

　　李實：政府關注工資增長，表明工資增長乏力是一個突出問題，但政府在干預居民收入增長，尤其是工資增長方面，能采取的舉措非常有限。

　　首先，政府雖然可以直接調節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員工的工資增幅，但工資漲幅也受政府財政收入的限制。在過去政府財政收入實現兩位數增長時，政府有能力提高上述兩類人群的工資。但今年，由于政府財政收入增長放緩，這些群體的工資增長變得困難，一些地區的公務員甚至出現了降薪的情況。

　　其次，企業員工，特別是民營企業員工的工資漲幅與經濟運行和企業運營狀況密切相關。如果經濟增長放緩，民營企業的經營狀況必然會受到影響，也就很難有能力提高員工的工資。

　　經濟觀察報：近期，十余個省份發布2024年企業工資指導線。這個工資指導線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企業薪資待遇的提升？

　　李實：計劃經濟時期，政府能直接調控企業員工的工資。改革開放后，政府基本上無法直接管理民營企業的工資決定和變動。為此，20世紀90年代，政府推出了企業工資指導線，更多是用來引導企業工資的上漲水平。

　　在經濟形勢較好時，企業工資指導線起到了一定的引導作用，成為企業在提高員工工資時參考的一個指標。其次，工會也可以依據政府的工資指導線與企業就工資增長進行協商。

　　但是，企業工資指導線不是硬性規定，企業可以選擇不參考。目前，大部分中小型企業的員工工資變動不受企業工資指導線的影響，而是更多地受企業經營狀況和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的影響。簡而言之，如果勞動市場上人才供過于求，且企業經營狀況不佳，企業就缺乏提高員工工資的動力。

　　經濟觀察報：近幾年，部分地區開始強調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但這項制度為何難以在較大范圍推廣和實施？

　　李實：在少數大型企業中，企業工會能夠利用工資集體協商制度與企業管理層協商員工工資的漲幅。但是，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實施面臨不少挑戰。

　　在大型企業中，如果要發揮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作用，工會需要對工資決定機制和宏觀經濟趨勢有基本的判斷，同時對企業經營狀況也非常了解。但目前部分工會相對缺乏獨立性，往往與企業管理層立場一致。在中小企業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甚至難以建立。

　　經濟觀察報：近期，吉林、湖南、云南等地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最低工資標準對提升居民工資收入有何影響？

　　李實：最低工資標準最初是從國外引入的概念，許多發達國家也都制定了這一標準。通過嚴格執行最低工資標準來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工資待遇，是一項國際化的做法。但是，它對提高整體工資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

　　如何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資標準是一個關鍵問題，因為最低工資標準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密切相關。通常情況下，最低工資標準提高能影響到大約5%的就業人群。這部分人群中，多數人原有的工資水平接近于上漲后的最低工資標準線。因此，建立最低工資標準可以提升他們的工資收入水平。

　　經濟觀察報：能否通過大幅度提升最低工資標準來增加更多居民的工資收入？

　　李實：不能將最低工資標準定得太高，否則可能會引發更多的就業問題。目前，政府對此還是比較理性的。

　　在許多勞動密集型或中小型企業中，有相當一部分員工的工資僅略高于最低工資標準。如果某年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并且企業嚴格執行這一標準，將導致勞動力成本在短時間內大幅上升。這些企業本身的利潤空間有限，對成本增加的承受能力較弱，為此企業可能會首先減少員工數量，最終可能導致整體失業人群增加。

　　當然，如果經濟處于高增長狀態，且勞動力市場中企業需求持續超過人才供給，因企業倒閉而失業的員工能夠在勞動力市場上迅速找到新工作，這樣較大幅度地提升最低工資標準就不會造成嚴重的失業問題，但目前我們不具備這樣的宏觀背景。

　　因此，在制定最低工資標準時，必須綜合考慮低工資人群的工資增長需求和整體的就業狀況。

　　經濟觀察報：企業一般是如何決定員工工資漲幅的？

　　李實：在很大程度上，企業是員工工資的接受者，而非決定者。

　　只要勞動力市場具有流動性且相對完善，員工工資就由供求關系來決定。背后的經濟學原理類似于：任何商店都無法單方面決定商品價格，如果商品定價過高，就無人購買；如果定價過低，商店就沒有利潤。因此，商品價格都是隨行就市。企業在雇用勞動力上也同樣如此，如果工人工資過高，企業無法承擔員工成本；如果工資過低，工人就不愿意進入該企業工作。

　　“提低”應是政府縮小收入差距的主攻方向

　　經濟觀察報：與其他國家相比，近十年來中國的基尼系數顯示收入差距一直較高。如何縮小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

　　李實：中央政策文件多次提及，要通過“提低、擴中、調高”（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速、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調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三個路徑來縮小收入差距，背后也有相應的政策支持。

　　首先，可以通過提高稅收來調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但目前這方面的政策空間有限。一方面，部分高收入人群能夠跨國流動。此外，近年來受資產貶值的影響，高收入人群的絕對數量在減少；另一方面，目前能“調高”的主要政策是提高個人所得稅，但國內個人所得稅稅率在國際上已屬較高水平，提高稅率的空間非常有限。

　　“調高”應該更多地將非工薪族的高收入人群（包括企業家、投資者或者多個房屋擁有者）納入個人所得稅的征收范圍。因此，個人所得稅制度需要進一步改革。例如，個人所得稅應覆蓋所有人群，而不僅是工薪階層，并且應以家庭為單位征收所得稅，這是許多歐美國家采取的做法。

　　“擴中”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首先需要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創造更多高工資崗位。

　　因此，短期內，政府在“調高”和“擴中”方面能做得比較有限，“提低”應成為政府縮小收入差距的主攻方向。在“提低”方面，只有讓低收入人群的工資增速超過社會平均工資增速，才能真正縮小收入差距。

　　“提低”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低收入人群規模龐大。根據我們的估算，目前未達到中等收入標準的人群占總人口的65%，即低收入人群約有9億人。并且，這9億人群的收入差距較大，一部分群體的收入接近中等收入水平，而另一部分則處于相對貧困狀態。

　　因此，我們需要制定系統的政策體系，針對不同的低收入群體實施不同的幫扶政策，以解決他們的收入增長問題。例如，中國能夠消除絕對貧困，主要得益于持續的經濟增長和系統性的扶貧政策。通過精準扶貧，過去的貧困人口現已變成低收入人群，現在還需要進一步扶持這些群體。

　　經濟觀察報：按照收入來源，居民可支配收入包含四項。在無法直接調控工資性收入的情況下，是否可以調節其他三項居民收入漲幅？

　　李實：經營性收入是除工資收入之外，個人通過自主創業獲得的收入，目前經營性收入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但這種收入的增加與社會創業環境密切相關，為此政府需要改善營商環境，拓寬民營資本的投資領域和范圍，為創業者提供更有利的條件，增強他們的信心。

　　其次，近兩年財產性收入增長有限，部分省份居民財產性收入甚至出現負增長。這主要是三年疫情導致許多中等收入家庭，尤其是自主創業的中等收入家庭，資產不斷貶值。房價的下跌也進一步導致許多家庭財產價值減少，因此提高財產性收入存在一定困難。

　　第三，轉移性收入包括公共轉移、私人轉移兩部分。在經濟狀況良好時，居民的轉移性收入增長通常很快，也是居民收入增長的一個重要來源。

　　公共轉移主要取決于政府的財政收入。近兩年，政府仍然堅持按照原來的轉移支付相關政策履行責任，但隨著近兩年地方財政收入承壓，公共轉移支付能夠保持現狀已經不錯了，不能期望它快速增長。

　　私人轉移則包含許多情況。其中一部分是外出務工的農民工按月給父母寄錢。如果農民工的工資增長遇到困難，私人轉移性收入的增長也會受到影響。

　　經濟觀察報：在國際上，為了促進居民收入增長，有哪些舉措值得我們借鑒？

　　李實：在發達國家，工資增長更多被認為是一個市場化的過程，且微觀層面上有著健全的工資增長機制（即工會代表工人利益，與企業就工資進行談判）。因此，除了設定最低工資標準，這些國家很少通過政策直接干預工資增長。

　　發達國家更多關注在初次分配后，通過再分配中的公共轉移支付來幫扶那些陷入經濟困難的人群。比如，許多歐洲國家都建立了對困難群體提供救濟或補貼的制度。

　　國外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如果政府強制要求民營企業提高員工工資，一些企業可能無法承受勞動成本上升的壓力，導致經營困難甚至破產。除非政府有足夠的財力，通過給予補貼來幫助企業解決用人成本增加的問題，不然可能會引發通貨膨脹。

　　此外，發達國家一旦設定了最低工資標準，企業就必須嚴格執行。而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盡管也設定了最低工資標準，但企業并未嚴格執行，政府部門對此也“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使得最低工資標準形同虛設。為此，我們可以吸取的經驗和教訓是，最低工資標準不能定得太高或太低，而且必須嚴格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