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駁蔡氏謬論

　　黃宗智教授在《中國鄉村研究》2023年第2期發表文章《中國經濟學往哪里去？關于賈根良教授〈中國經濟學教育體制的反思與改革的總體思路〉文的幾點思考》一文。文章提出，“中國到底仍然自稱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并且相當程度上仍然尊崇馬克思主義為其國家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怎么會成為在其至為關鍵的經濟學界中的霸權者？”黃宗智教授點出了中國經濟學教育體制的一個尷尬。本文既是剖析蔡繼明教授的錯誤，又是提供一個驗證黃宗智教授觀點正確的一個樣本。

　　2023年10月5日《經濟觀察報》發表《專訪蔡繼明：分配制度改革四十年》一文（下稱《專訪》），2023年11月15日《中國經濟時報》發表蔡繼明《民營經濟發展壯大關鍵要突破理論障礙》一文（下稱《障礙》）。本文引用未加注的話語都是來自《專訪》或《障礙》。對于學術研究應該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然而，在中國改革開放后的很長時間里，我們看到，在經濟學領域，“花”是放了、“家”是爭了，但是蔡之流的理論之花似乎尤其燦爛，蔡之流的理論家地位似乎是蒸蒸日上。真正弄清了蔡之流到底在說什么，想要干什么，我們不禁倒吸一口涼氣：這是從政治經濟學的陣營里走到了西方經濟學的立場和理論中去的。如果蔡之流鉆到黨內高層，就很有可能是中國版的戈爾巴喬夫，他們打著學術的旗號，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打著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旗號，隱藏得極深，又有多重身份，穿著多層保護馬甲，行顛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之實。不澄清蔡的錯誤，不僅會誤導后人，誤導中國學術，浪費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寶貴時間（魯迅說，浪費別人的時間等于謀財害命），浪費國家寶貴的學術和行政資源，而且會危及到我們的國家，危及到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危及到億萬人民群眾的前途和命運。不信？請看我們的論證。

　　一、他想干什么？

　　《障礙》說，“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實際上已經跨越了制度、政治、法律和政策障礙。”“社會上和學界中質疑和否定民營經濟的言論仍反復出現，促使人們不得不做深入思考，如何從理論上科學闡明發展壯大民營經濟的歷史必然性。”這可以說是蔡的一條總供述。我們從這條總供述就可以分析出他想干什么。

　　首先，不知何年何月，中國何人創造了民營經濟這個話語。我想，創造者應該是好意，可能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既然中國允許了多種所有制并存，就需要有一個概念來指代中國人自己的非公經濟，也就是私人經濟，由私人企業構成的經濟。這樣來看，民營經濟是否能夠成為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基本話語呢？應該是不夠的。因為中國的私人企業雖然有其不同之處，但在相當程度上還是屬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分析的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企業。因此，按照馬克思的話語體系，這些企業構成的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在政治經濟學中，提出一個新的概念來替代資本主義經濟，那只能讓政治經濟學模糊化。因此，民營經濟這個話語只能看作是一個階段下的話語，對于其中較為唯利是圖的企業來說，它也構成一種統戰話語。然而，隨著它的出現，不知何年何月，它竟然成為了中國政治經濟學中某些人念念不忘的核心話語，而馬克思關于資本的論述被拋在腦后了，從而也就使得民營經濟這個話語被濫用了，甚至被別有用心地使用了。列寧說，真理向前邁進一步，就是謬誤。很適合這里的情況。弄清這一點，對于理解蔡之流想干什么是極為重要的。

　　其次，《障礙》“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實際上已經跨越了制度、政治、法律和政策障礙”的說法是似是而非從而是掩人耳目、欺世盜名的。蔡通過這句話來欺騙公眾，仿佛他代表了中國制度、政治、法律和政策的發展方向，仿佛他得到了中國所有大人物的支持，仿佛他得到了中國制度、政治、法律和政策的支持。毋庸諱言，他是得到了某些人的支持的，他的觀點似乎也與某些文件是吻合的，但他是否得到了所有重要人物的支持，是否得到全體人民的支持呢？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說，沒有，也不可能。如果這樣，他的觀點就不用見報了。如果這樣，他就沒有必要“從理論上科學闡明發展壯大民營經濟的歷史必然性”了。如果中國還沒有“從理論上科學闡明發展壯大民營經濟的歷史必然性”，怎么可能“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實際上已經跨越了制度、政治、法律和政策障礙”呢？

　　第三，假設他的跨越障礙說正確，那么，由于民營經濟中的大部分是私人經濟、私人企業，特別是私人壟斷企業，所以，蔡《障礙》一文表面上是讓中國的制度、政治、法律和政策進一步親和民營經濟，實際上是親和私人壟斷資本。而且，按照《障礙》的上述說法，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已經在制度、政治、法律和政策上突破了馬克思主義和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的束縛了?？磥聿陶J為這一點是絕大的成就，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所設想科學社會主義是有著絕大的不同、絕大的對立的，他要把這種絕大的不同、絕大的對立繼續發展下去。如果說，我國壯大民營經濟有著歷史的因素，壯大民營經濟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那么，由此是否就可以認為，中國未來就需要繼續在發展民營經濟的旗號下大力發展具有資本主義私人企業性質的企業呢？我想，任何一個有著馬克思主義基本素養都不可能像蔡那樣肯定，任何一個對馬克思主義有著堅定信念的人都不可能相信蔡的這個說法。畢竟，按照馬克思的觀點，資本主義也可以發展生產力，毛澤東同志也曾經表達過這樣的觀點，但他們都認為資本主義道路不是一條好路。毛澤東認為，資本主義在中國走不通。蔡這是創新馬克思主義嗎？任何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都不可能在三十年的學術生涯中不去關心中國的公有制企業發展，而把絕大部分精力放在推動所謂的民營經濟發展上，放在土地私有化和土地買賣上，放在打著“創新”旗號拋棄馬克思主義價值理論，提出所謂的創建“廣義價值論”上。如果看不到這一點，那就很難分清敵友了。眾所周知，資本主義社會的企業基礎是私人企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如果任由中國私人資本坐大，難道不是會改變甚至顛倒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基礎嗎？——關于蔡的學術和邏輯為什么站不住，見本文第二至第六部分。

　　第四，蔡還不滿足中國私人資本在制度、政治、法律和政策上的突破，還要謀求去除制約私人資本在中國存在和繼續發展的理論障礙。這是要干什么呢？什么是制約私人資本在中國存在和繼續發展的理論障礙。不就是馬克思主義嗎？不就是馬克思主義最核心的東西（剩余價值、剝削、階級）嗎？他也確實是在價值、剝削和階級概念上下功夫。去除了馬克思主義最核心的東西，就是去除了馬克思主義。去除了馬克思主義，中國人會相信什么人的理論呢？在蔡眼里，只有他創新了政治經濟學，創新了馬克思主義，因此，中國人就只有相信蔡氏理論了。那中國豈不是用蔡替換了馬、恩、列、斯、毛......嗎？這難道不是當代中國最大的野心家嗎？不但是最大的野心家，還試圖用理論顛覆的辦法不戰而屈服社會主義中國，因此是最狂妄的顛覆家。

　　第五，《障礙》說，“從理論上論證民營經濟人士通過合法合規經營獲得財富的合理性，闡明發展壯大民營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在要求”。什么叫“合法合規經營獲得財富的合理性”？比爾·蓋茨、許首富等等獲得了巨額的財富，是合法合規經營的嗎？合的是哪家的法、哪家的規呢？再說，所謂“合法合規”就一定能證明“合理性”嗎？請問，財富是他們創造的，還是把別人的錢從別人荷包里拿來的？誠然，造房子是在創造財富，但為什么造房子的工人沒有那么大的財富呢？只有資本家是天之驕子嗎？那不能叫“創造財富”，創造財富只能靠勞動，而靠勞動是得不到那么多的財富的。那只能叫“創造出屬于自己的財富”，也就是大部分錢是來自于別人的口袋，把別人的錢拿到自己的口袋里，有時是從很多人的口袋里都拿出一點（商業、電商），有時是從少數有錢人的口袋里拿出很多（如通過各種理財產品、私募基金）。這樣的情況在中國已經可以說是數不勝數了，大多都是來自地地道道的私人資本（如某些私募資本、私人企業）。請問，蔡如何論證私營經濟中的這種個人財富占有的合理性？難道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就內在地要求少數人賺大錢嗎？

　　第六，蔡的理論擅長只攻一點不及其余，卻又危險異常。他只想到要發展非公經濟，沒有想到要發展公有制經濟，沒有想到公有制為主體，沒有想到有一個公有制和非公經濟的關系問題、比例問題。這就是對公有制經濟的完全無視了。這種無視不是為了研究的需要，而是為了推進中國私有化的需要。私有化大致有幾種方法：一是直接把國企通過管理層收購、外國人收購全部賣給私人；二是讓私人甚至外國人入股國有企業；三是大力發展所謂私營企業；四是讓國有企業異化，讓國有企業人心渙散。其實，前三條方法對于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傷害的，但這種傷害還比不上第四條的傷害。異化國有企業的辦法很簡單，就是美英和平演變蘇聯的辦法，就是把國有企業職工的思想搞亂，把中國經濟學界的思想搞亂。蔡的辦法就是打著效率優先的幌子，打著按貢獻分配的幌子，讓國有企業異化，讓國有企業上上下下爭相爭利，讓國家只重所謂民營經濟發展，而忽視國有企業發展。如果一個國家上下爭利會完蛋，企業上下爭利也會完蛋。如果這種理論被我國的國有企業普遍接受了，蔡真的就為在中國建立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了不世之功。

　　第七，蔡選擇性地使用官方文件，對己有用就用，對己無用和不利就反對。當前，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已經成為我國的一個重大課題。而他說什么呢？他說，“解決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不能靠初次分配吃‘大鍋飯’，而應該通過累進的個人收入所得稅和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等再分配進行調節，使收入差距控制在社會成員所能容忍和接受的限度內。這就是所謂效率優先、兼顧平等——初次分配講效率，再分配注重平等。只有這樣，才能在蛋糕不斷做大和按貢獻分配的前提下逐步縮小相對收入差距，推進共同富裕。”本來中國學者和中央已經拋棄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說法，他這里換了個說法，主張“效率優先、兼顧平等”，實際上就是主張回到過去那種“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錯誤路線上去。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認為，生產決定分配，那也就意味著初次分配決定著分配格局。而蔡主張不能靠初次分配，這不是明火執仗地反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嗎？而且，他還壞得很，把初次分配與吃“大鍋飯”直接聯系起來。毛主席對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居功至偉，卻在建國后僅僅拿三四百的工資。所以，如果說中國有“大鍋飯”，那毛主席是身體力行者。然而，毛主席認為，這種大鍋飯是必要的，是好的?？墒?，在蔡那里，大鍋飯罪惡滔天。這是什么？這是對中國共產黨革命史和建設史的根本否定，隱藏著對于毛主席的極端惡意的攻擊。

　　我認為，我國的學術界對于效率的理解存在著巨大的偏差。在原來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話語下，實際上隱含著不公平分配的政策指向。正是隱含著這種政策指向和實質，并在中國確實兩極分化十分明顯之后，中國一些學者提出必須放棄這個口號，而且被中央接受了。然而，放棄這個口號，并不意味著中國不公平分配就得到改善了。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才把扎實推進共同富裕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為什么“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隱含著不公平分配的政策指向呢？這是因為，這里的效率雖然可以指生產力，但馬克思早就說過，“工人作為社會工人所發揮的生產力，是資本的生產力”，“所以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好像是資本天然具有的生產力，是資本內在的生產力”（《馬恩全集》，第23卷，1975年，第370頁）。也就是說，本來是由勞動者所提供的生產力，變成了好像是資本的生產力一樣。這種印象一旦造成，一旦被工人所相信，資本家就可以賺大錢了。在分配上，正是由于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資本把勞動者所提供的生產力中的一部分拿走，形成勞動者的無償勞動，向資本提供無償的剩余價值。而當中國越來越“多種所有制并存”后，中國的私人資本就越來越多了，比例越來越大了，就越來把勞動者的生產力體現為資本的生產力了。所以，本來是勞動者的效率，仿佛變成資本的效率了。本來是勞動者的效率，按道理，就應該勞動者得到馬克思所說的必要扣除之外的全部的產品，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還要從勞動者的產品中拿走一份。這就是資本家剝削和發財致富的秘密。所以，“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在當時中國的情況下必然導致收入分配惡化。中央后來察覺了個中道理，就不再使用這個口號。現在，蔡卻把這個口號換了個馬甲再恢復過來（在涉及分配時，平等和公平的概念是大差不差的）。這是什么居心呢？

　　夠了，關于他要干什么，我們就寫這么多吧！我們這里的批判非常尖銳，一般的讀者或許會有疑問，對于蔡的理論，需要這么大張旗鼓的批判嗎？有沒有道理呢？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需要闡明他的廣義勞動價值論和按要素貢獻分配論到底是什么貨色？我國學術界許多人，甚至包括許多名人，包括公開宣稱是他朋友的人，對此是不甚了了的。

　　二、蔡氏“廣義價值論”的謬誤

　　蔡本人也很清楚，價值理論在經濟學中具有非?；A的地位。然而，學術研究三十多年，他或許根本沒有搞清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或許搞清楚了但故意曲解。

　　蔡自己說，他在1988年提出廣義價值論。那應該是指他的《廣義價值論初探》（《商業經濟與管理》，1988年第2期，下稱“蔡1988”）。“蔡1988”的兩個小標題明確，廣義價值論以社會分工論為基礎，以交換價值論為核心。而“蔡1988”末尾說，“廣義價值論是關于價格運動的一般規律及其特殊形式的學說。作為調節價格運動一般規律的廣義價值，如前所述，是由平均比較利益率決定的。”也就是說，蔡要定義一個廣義價值，就必須定義另外一個概念，他提出的是“比較利益率”。比較利益又是指什么呢？“蔡1988”說，“是指生產者通過交換而得到的高于其所讓渡的產品機會成本的收益”。好嘛！他用西方的機會成本概念作為自己理論的基礎（他不會聲稱自己對機會成本有一個重新定義和創新吧？他在“蔡1988”之中也沒有定義機會成本）。這姑且不說。生產者得到的收益是什么呢？生產者銷售一單位產品得到的收益是產品的價格P，生產者付出和讓渡的產品機會成本是什么呢？按照西方經濟學的機會成本的概念，既然我產品能夠賣出一個P的價格，那么，我的產品的機會成本就至少是P，甚至比P還大。因為生產者只要更多地搜尋買者，就可能找到出價更高的人。但這樣一來，價格就必然低于機會成本了。于是，在西方經濟學的話語下，蔡定義的生產者得到的收益就是0或者負值。荒謬吧！這也就是說，如果蔡不能給出另外一個機會成本的定義，他的廣義價值論的概念基礎就根本不存在。“蔡1988”中那些數學推導都是唬人的東西。

　　讓我們不考慮蔡的比較利益的定義存在什么問題，或者說，假設這個定義對錯在其理論中無關緊要，我們看看蔡氏“廣義價值論”“以交換價值論為核心”意味著什么。馬克思指出，“把交換價值歸結為勞動時間或相同的社會勞動，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一個半世紀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1頁）。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把紛繁復雜的交換價值（即市場價格）歸結為勞動時間，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們找到了比較不同商品價值從而確立其相對價值的最簡單、最可靠的標尺。“蔡1988”提出的廣義價值論“以交換價值論為核心”又是什么東西呢？它是從這個最簡單、最可靠的標尺的倒退，是用交換價值替代價值。這哪里是什么理論創立呢？這是歷史的倒退，是回到紛繁復雜的現象層面，拒絕理論的思考，是拒絕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們的理論成果。

　　交換價值本身漲漲跌跌，如果不用價值去解釋交換價值，恐怕就只能走向西方的供求決定論。而實際上，供求決定論并不能決定交換價值的大小，而只是決定了一個函數。實際價格的確定決不是西方供求模型所描述的那個過程，即使它看起來多么合理。這一點，我已經做過數理的論述（參見王今朝等：《馬克思關于供求決定價格規律的假意識性質的交叉科學詮釋》，《經濟經緯》，2011年第4期）。供求決定論更不能決定交換價值的合理性。比如，中國一些地方一平米十幾萬的房價是合理的嗎？按照供求決定論，既然它發生了，就必然是合理的。但真的合理嗎？難道一平米十幾萬的房價不是炒作的結果嗎？至于由誰來炒作的，相信業界的高級人士都清楚。廣大的老百姓也不認為是合理的，就連市場也不認為是合理的?，F在，中國各地的房價不是都在往下掉嗎？

　　闡明了蔡氏“廣義價值”核心是交換價值的錯誤之后，我們再來看看“蔡1988”所謂“廣義價值論”以社會分工論為基礎存在什么錯誤。

　　從“蔡1988”的敘述看，當時的他根本不懂社會分工的概念，又怎么把社會分工作為他的廣義價值論的基礎呢？查閱現在的百度百科，可以發現，社會分工是指社會生產分為農業、工業等部門的一般分工；以及把這些大的部門再分為重工業、輕工業、種植業、畜牧業等產業或行業的特殊分工。我想，在1988年的時候，社會分工的概念也是如此。這樣，怎么可能讓社會分工成為廣義價值理論的基礎呢？它連勞動價值論的基礎都不是。勞動價值論的基礎是什么呢？它的基礎是，人類只要存在和發展，就必須建立在勞動基礎之上，因而也必須建立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基礎之上。你想啊，一個謀求經濟利益的經濟單位如果花費1天時間就會生產一單位或若干單位的產品，它絕不會花費兩天。因為多余的一天本來是可以做其它事情的。這在資本主義社會和與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激烈競爭的社會主義社會更是如此。即使在實際運行中由于各種各樣的因素會產生干擾，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決定價值的最根本變量的地位也是在理論上無法動搖的。比如，由于原材料在某一天恰好供應不上，生產本來只要在今天完成，結果只能等原材料到位后才能完成。這種情況也無法否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的原理?？傮w上看，一個社會所需要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總是要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生產出來的。就是因為這個邏輯，生產產品所需要的勞動的必要時間是極為重要的。不管你是農業生產、工業生產，還是重工業生產、輕工業生產還是農業、林業、牧業生產都是如此。也就是說，價值取決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與社會分工無關的。既然價值取決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與社會分工無關的，那么，蔡的“廣義價值”又是什么東西呢？是價值概念的推廣嗎？如果是推廣，那么，它就必須容納價值取決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原理。而這個原理是與社會分工無關的。又怎么可能“廣義價值”的基礎是社會分工呢？如果蔡的“廣義價值”概念與馬克思的價值無關，那么他的“廣義價值”又是相對誰的價值概念來說的呢？蔡既然自稱是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我們就只能認為“廣義價值”就是馬克思價值概念的推廣。可是，馬克思會認可蔡的“廣義價值”是馬克思自己的價值概念的推廣嗎？當然不會。受到一些專業訓練的人看了“蔡1988”，都感覺那幾乎就是一種“民科”文章，甚至說它是“民科”都是對民間社會科學愛好者的一種侮辱。

　　馬克思的價值概念為什么厲害？為什么科學？就是因為人類離開了勞動，財富的創造就幾乎是不可能的。而衡量人類的財富創造，只能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一經濟之外的變量來衡量（由此可以說，蔡定義的“比較利益”是一種循環決定，從而根本不可能是什么創新）。在此基礎上，勞動者為什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依然貧窮，只能用他花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生產出的產品被資本家拿走了相當一部分來解釋。資本家拿走工人的剩余產品、剩余價值就相當于封建社會地主把佃農生產的糧食以地租的形式拿走一部分一樣。資本家拿走的越多，勞動者所受的剝削就越厲害，因而就越貧窮。而且，馬克思說，資本家拿走的部分的比例是以勞動者的生活資料為限的。這個剝削數量和剝削過程與交換過程是基本無關的。所以，馬克思說，價值的創造與交換過程無關，價值只是通過交換來實現，證明它是社會所承認的。在實現之后，資本家以貨幣的形式無償地拿走了他在生產中就已經決定了的勞動者的剩余勞動。至于說，在交換過程中，一個資本家由于某種原因，獲得了某種高價格，勞動者從中還是只能得到僅夠維持自己生存需要的工資，而從其它資本家的角度看，這種高價格構成了他們本來不應該承擔的成本。就如，今天中國許多城市的房價高了，房地產商取得了高價格，這種成本就被其他生產商承擔了，從而擠壓了其他生產商的利潤，甚至可能壓縮其它行業的生產商的規模。由此看，在資本主義社會，甚至在中國，價值的基礎是什么？價值的基礎是階級結構。階級結構是社會分工嗎？當然不是。你做佃農，他做地主，是社會分工嗎？不是。你做工人，他做資本家，是社會分工嗎？當然不是。中國秦朝時代，就提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你注定要做資本家嗎？當然不是。原始社會后期、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都有社會分工，怎么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才有馬克思發展出一種勞動價值理論？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與以往的社會都不同，這個社會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對立的社會，因此，價值反映的是階級對立，而不是社會分工。蔡認為他的“廣義價值論”以社會分工為基礎，究竟是理論的創新，還是理論的混亂呢？究竟是像老子那樣的一個周朝的高級知識分子基于長期的歷史的觀察創立了“道德經”這種中國古代辯證唯物主義，還是一個無知而別有用心者的胡說八道呢？1988年時的蔡只有32歲。理論都是來自于實踐的歷史的總結，32歲的他還看不到什么東西。如果他對歷史沒有敬畏，對馬克思沒有敬畏，他就更不可能創造出什么東西來了。他所謂的創造，只能是空想了。

　　夠了，關于蔡氏“廣義價值論”的謬誤，我們就寫這么多吧！

　　三、蔡氏“按要素貢獻分配理論”的謬誤

　　其實，蔡決不是提出“按要素貢獻分配理論”的第一人。有多位學者指出，蔡的“按要素貢獻分配理論”就是馬克思所批判的薩伊的三位一體公式。這個判斷沒錯！所以，蔡對“按要素貢獻分配理論”根本沒有發明權，只有剽竊權。把剽竊來的東西說成是創新，是中國學者應該做的事情嗎？但無論創新也好，剽竊也好，任何“按要素貢獻分配理論”都是胡說八道。讓我們聯系中國實際，來看看這種理論到底是什么貨色。我們這里的分析也適用于其他任何人主張的按要素貢獻分配理論。

　　第一，什么叫貢獻？許首富創造了一個商業帝國，據說拿了至少五百億。這五百億反映了許首富的貢獻嗎？蔡本人拿到了一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重大項目，大概有60萬，或者是80萬，這反映了蔡的貢獻嗎？蔡只是寫了一個本子，就拿到了這筆錢。他為之做出的研究值60萬嗎？我看不值。不但不值，反而是負值。想必蔡拿的工資是很高的，如果他的理論純屬謬誤，他的工資反映了他的貢獻嗎？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為“兩彈一星”做出重大貢獻的一些學者，所得到的額外的獎勵，只有10元錢。10元錢，反映了這些學者的貢獻嗎？中國大城市的環衛工人，我想，拿到的工資應該不多，工資反映了環衛工人的貢獻嗎？如果沒有環衛工人，世界所有的大城市都會成為臭城，都會成為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愛因斯坦提出了質能方程，為制造原子彈提供了理論依據。而原子彈為美國在二戰后取得戰勝國的地位做出了重大貢獻。這個貢獻給愛因斯坦分成了嗎？毛主席為新中國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在建國后只拿三四百的工資，沒有給子女留下一分錢。毛主席的工資反映了他對中華民族的貢獻了嗎？如果中國農民沒有生產糧食，中華民族還能延續嗎？我就請問，中國農民所得到的收入反映了他們的貢獻了嗎？等等。諸如此類的證據舉不勝舉。它們說明，貢獻是很難衡量的，很難被經濟化的，因此，不可能按貢獻分配。中國古代偉大的將軍趙奢得到了皇帝的賞賜之后，把所有的賞賜分給自己的部下。而趙奢的兒子趙括得到了賞賜之后，卻全部自己留下。有了這些分析就可以明白，蔡試圖用貨幣來衡量貢獻的理論在根本上就是錯誤的。他實際上是陷入到貨幣崇拜中了。用中國古代話語說，就是見利忘義。以為大家做出點貢獻，就要表現在貨幣上，而且只有用貨幣才能反映貢獻。這難道不是一種極端化思維嗎？這里有一點兒辯證法的影子嗎？蔡還標榜自己讀了多少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干什么呢？引用馬克思的詞句并不能表明你懂得馬克思。

　　第二，什么是要素？蔡講要素，要素的概念在西方早就有了。形式上，你可以列出對于生產力發展有貢獻的多種要素。這種要素有多少呢？有西方學者認為，可以多達幾十種，甚至上百種?，F在，中國一些人不是提出數據也是要素嗎？信息也可以是要素。地理也可以是要素，氣候也可以是要素，水也可以是要素。人的勤勞也可以是要素，制度也可以是要素，技術也可以是要素，倫理也可以是要素，等等?？墒?，西方經濟學最著名的“要素論”是三要素：資本、勞動、土地。就拿這三種要素來說吧，在封建社會里，沒有資本。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土地作為要素的地位，如果按照土地租金占GDP的比重來說，在美國的情況是，只占約3%，而在封建社會里，大約占30%。3%和30%的差別意味著土地作為要素在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是不同的。在封建社會里，地主階級廣泛存在，而且勢力強大；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地主階級被資產階級壓制住了。你能說，在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里，土地都是同等意義上的要素嗎？由此可以看出，蔡沿襲西方經濟學使用的“要素”一詞是極其含混的。更不用說，在馬克思看來，只有勞動才是價值創造的唯一要素，這也就意味著資本、土地都不是價值創造的要素。那么，蔡又提出多種要素干什么呢？難道是馬克思在最基本的經濟學概念上是錯的，而蔡是對的嗎？如果這樣，豈不是說不僅馬克思，而且恩格斯這位無產階級理論大師、資本家兒子，還有列寧、毛澤東這兩位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都錯了，只有蔡是對的了？這不是開玩笑嗎？一個人要多么狂妄才能得出這樣的觀念來呢？

　　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要素”是相對誰而言的？是相對國家，還是相對個人？在個人中，是相對資本家還是勞動者？毫無疑問，對蔡之流而言，廣大的人民群眾不勞動不得食，就該餓死。因為既然你不勞動，就得不到收入，因而餓死活該嘛！可是，廣大人民群眾勞動了之后呢？按照蔡之流的“勞動要素說”，廣大人民勞動之后當然要得到收入，但是他不說勞動者應該得到多少收入。你猜，他的“勞動要素說”意味著廣大人民群眾應該得到多少收入呢？用李嘉圖的工資鐵律說來看，廣大人民群眾只能得到僅僅維持自己生存的收入。按照今天中國的情況看，廣大人民群眾，至少是數億人，每月只能得到一兩千的收入。由此，廣大人民群眾應該知道蔡的“勞動要素說”對于廣大人民群眾是多么邪惡了吧？那廣大人民群眾創造的財富，除去廣大人民群眾微薄的工資收入之后，歸于誰了呢？從中國的實際說，歸于了腐敗的政府官員和少數暴富起來的人。為什么歸于了這些人呢？因為蔡的“勞動要素說”不是孤立的，并不是只承認勞動是要素，而且重點不在于承認勞動是要素，重點在于承認資本是要素，并且尋求把權力作為要素（蔡想把他的謬論上升為我黨的指導性理論，也就是說，要中國共產黨突破馬克思主義，為資本背書，為資本撐腰，同樣也要尋求把權力作為要素）。因此，資本家憑借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得到利潤、利息、租金天經地義，而腐敗官員的腐敗所得是經濟發展的潤滑劑。——當然，即使向政府官員行賄的私人企業老板們很多也不認為行賄是潤滑劑，而是認為行賄是個人撈取私人利潤的杠桿。通過行賄，老板們把共產黨的干部作為了自己獲取利益的工具。當然，只有政府官員的支持是不夠的，資本家要想獲取私人利潤，離不開勞動力。——哪個在生產中賺了大錢的資本家沒有使用大量的勞動力呢？因此，蔡的“勞動要素說”實際就是“勞動力的要素說”，這對于資本家是名副其實的。沒有勞動力，就沒有剩余價值，資本家確實是把勞動力看作是他發財致富的要素的。對于勞動者而言，勞動力這個要素意味著什么呢？是可能得到工資，但只得到了工資嗎？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生產……通過延長工作日，不僅使人的勞動力由于被奪去了道德上和身體上的正常發展和活動的條件而處于萎縮狀態，而且使勞動力本身未老先衰和死亡。它靠縮短工人的壽命，在一定期限內延長工人的生產時間”。

　　“資本要素說”對于資本家也是名副其實的。因為如果沒有資本，就沒有控制勞動力的手段，就沒有資本家的高收益。“技術要素說”對于資本家仿佛也是言之成理的。因為資本家在資本家的激烈競爭中存活下來并發財致富，不能僅僅依靠勞動，而是還需要依靠科學技術?，F在，隨著技術的發展，信息、數據也要素化了。然而，所有這些要素所得到的收入都不可能比資本這種要素得到的收入高。很可能，技術、信息、數據都控制在資本家手中，因此，它們作為要素的意義很顯然小于資本要素對于資本家的意義。資本家只要覺得需要，就會動用資本來獲得他所需要的技術、信息、數據。根據以上關于勞動要素的分析，你可以感受“技術要素論”、“管理要素論”、“數據要素論”究竟意味著什么。土地、勞動力、管理才能、技術、數據、信息等等，只是資本家獲得剩余價值的要素，而不是無產階級、科學技術人員獲得充足生活資料的要素。而且，正是因為它們作為資本家獲得剩余價值的要素，所以，不可能是無產階級、科學技術人員獲得充足生活資料的要素。我們可以說，目前為止，中國失敗的資本家都是太把資本作為要素了，以為自己有了錢，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第三，“按要素貢獻分配論”意味著什么呢？如果蔡所使用的“貢獻”一詞是扯淡，他所使用的“要素”一詞是扯淡，那么他把它們組合起來提出的“按要素貢獻分配論”就是“扯淡的平方”。但是，讓我們還是進一步分析它為什么是“扯淡的平方”。在一個社會中，如果按要素貢獻分配，如果強勢者說自己的貢獻大，那只不過是說他想多拿錢，其實跟貢獻沒關系。中國古代開國皇帝算貢獻大吧？可是，如果沒有將士用命，他又怎么可能做得了皇帝呢？而老皇帝死了，新皇帝繼位。新皇帝憑什么貢獻享受那么高的收入呢？憑貢獻還是憑血統呢？在一個幾十人、幾百人、幾千人、幾萬人、幾十萬人的工廠、公司中，老板每天的時間和工人的時間是一樣的，都是24小時。他真的貢獻就大嗎？我看，任正非、董明珠等中國杰出的企業家是不這樣看的。他們會認為，如果廣大的工人不努力工作，我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是杰出的企業家。也就是說，中國真正厲害的企業家都不會過度抬高自己的貢獻。同樣道理，當我們黨內一些高級領導認為，毛澤東思想是毛澤東本人的成果時，毛澤東說，這不是他的成果，這是用廣大人民群眾的鮮血寫成的。他們認為，人民群眾才是真正的英雄。離開了人民群眾，自己將一事無成。這就是人民群眾的英雄史觀。那么，“按要素貢獻分配”是什么史觀呢？它只能是剝削階級的唯心主義史觀。

　　夠了，關于蔡的“按要素貢獻分配論”，我們就寫這么多吧！

　　四、蔡氏“剝削論”的謬誤

　　蔡認為，“把剝削與私有制看作‘孿生兄弟’，是構成非公經濟、民營經濟發展的最大理論障礙。因為按照傳統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價值是唯一地由活勞動創造的，非勞動收入無一不是非勞動要素的所有制憑借著非勞動要素的所有權對勞動者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這樣一來生產資料私有制與剝削就成了一對‘孿生兄弟’，你要消滅剝削，你就必須消滅私有制這一產生剝削的根源。”在這點上，蔡是有點兒正確的。馬克思確實認為，生產資料私有制是剝削的根源。而且，這是對的。在資本主義社會或在存在資本主義因素的社會中，私有制決定著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者會占有勞動者的剩余勞動，因而獲得剩余價值，而剩余價值就是剝削。

　　私有制是什么意思？親愛的讀者朋友，如果你是個小農，是個做小生意的老板，你確實會感覺，你有一些私人的生產資料，你可能會雇傭幾個勞動力，你甚至對勞動力還比較好，就如20世紀上半葉中國一些開明士紳一樣。你可能滿足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墒?，你要想，你的這種狀態能夠持續多少年呢？你認為，你的兒女能夠繼承你的這種生產方式、生活狀態嗎？你知不知道，有許多人比你擁有的私人生產資料多得多呢？大地主、大資本家所擁有的生產資料是你能夠獲得的嗎？他們是否比你的生產方式更加穩定，更有前途，更值得你渴望呢？你贊成私有制，大地主、大資本家難道不比你更贊成私有制嗎？你贊成私有制，主要維護的是你的，還是大地主、大資本家的利益呢？你在面臨破產時，大地主、大資本家會給你施以援手嗎？你的兒女能夠奢望與大地主、大資本家的兒女結成朋友、夫妻嗎？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小農、小生意的老板對私有制的贊成不過是小農、小資產階級的觀念。這種觀念是好的世界觀嗎？當然不是的。我就請問，你認為，蔡到底是代表你的利益，還是代表大地主、大資本家的利益呢？你付得起他的車馬費嗎？他不可能代表你的利益，更不可能代表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你破產之后，你求助于他行嗎？你以為私有制對你是好的，私有制真的是為了你好嗎？又真是為中國大多數人民群眾好嗎？

　　蔡還較為正確地看到，“既然承認私有制和非公經濟產生剝削，要保護私有財產和大力發展非公經濟必然導致二律背反。正是傳統的剝削理論，構成了非公有制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理論障礙。”我們這里不得不贊揚一句話，他在這里實際上指出了改革開放后實行的基本政策、基本路線上存在的矛盾，這是許多人沒有明確指出的。但蔡指出這個矛盾，不是要中國回歸馬克思主義，而是要干什么呢？他是由這個矛盾得出一個結論：“要消除這一障礙必須重新認識剝削與私有制的關系”。這又是干什么呢？他不是要解決這個客觀矛盾，而是想通過虛構一些概念來讓這種矛盾被人們看不見，來掩耳盜鈴。蔡是想顛覆馬克思的剝削理論，他的“廣義價值論”不是建立在生產過程上，不是如馬克思那樣從生產過程尋找剝削的根源，而是建立在交換過程上，從而他的剝削只能定義在交換過程上。他說，“根據廣義價值論和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理論，可以對剝削重新加以定義。所謂剝削，就是在利用他人擁有的生產要素時所付的報酬低于其貢獻，其實質是對他人要素貢獻的無償占有。判斷剝削與否的標準是報酬與貢獻是否一致：如果一個人的報酬低于其貢獻就是被剝削了；如果其報酬高于其貢獻就是剝削了別人；如果報酬與貢獻一致就是按貢獻分配，既不存在剝削也不存在被剝削。因此，以要素貢獻為基礎的非勞動收入不應再被視為剝削，剝削與所有制沒有必然聯系。這樣，消滅剝削和發展非公經濟可以并行不悖。可以在旗幟鮮明地反對剝削的同時，理直氣壯地發展民營經濟，保護私有財產也是天經地義的。”如我們前面已經證明的，對“貢獻”的評價是很主觀的，在相當程度上是由強勢者說了算的。你做了很大很多貢獻，對不起，強勢者說你的貢獻很小，因此，只給你很少的收入，而且強勢者說，你的貢獻與你的收入是匹配的。也就是說，按照蔡的“剝削理論”，任何受到剝削的人在剝削者眼里都不是剝削。我看到一個故事：一位女士直接服務馬斯克很多年，非常辛苦，但工資一直沒長。她認為，馬斯克應該給她長工資。馬斯克給她說，我想想，你先休假一兩個星期。一兩個星期后，這位女士回來后，馬斯克把她解雇了。馬斯克說，在你離開的這段時間，我沒有感受到我的生活有什么變化。也就是說，在馬斯克看來，這位女士是可有可無的。這樣一來，這么多年來，是馬斯克的好心養活了這位女士，而這位女士還不感恩了，還想剝削馬斯克先生了。是??！按照我們一般人的邏輯，中國的許首富搞的豪華的私人歌舞團去掉了，應該不影響許首富的個人生活?？墒?，許首富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價錢去養活那么大的一個歌舞團呢？許首富真是大善人嗎？在那位女士休假的一兩個星期中，原來由這位女士承擔的服務馬斯克的責任，是否由另外一位女士承擔了呢？“貢獻”一詞確實在現實中有其對應物，但放在蔡的“剝削論”中，也就是一個胡說八道的東西了。從而，蔡的中國社科重大課題結題成果《從古典政治經濟學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基本上是一些胡說八道的東西了?！秾ＴL》說：“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馮春安提煉了這本書的一個核心觀點：該書在論證了勞動、資本、土地、管理、技術、知識和數據等各種生產要素均參與社會財富創造的基礎上，根據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理論，提出了初次分配領域判斷剝削與否的標準：所謂剝削，就是在利用他人擁有的生產要素時所付報酬低于其貢獻，其實質是對他人要素貢獻的無償占有。”簡單說，蔡這本書假如成立，那就是認為，馬克思所說的剝削在中國根本不存在！蔡試圖否認馬克思所說的剝削在中國存在，其意圖是什么呢？意圖是“引導社會正確認識民營經濟的重大貢獻和重要作用，正確看待民營經濟人士通過合法合規經營獲得的財富”，而這就“必須突破傳統政治經濟學的羈絆，創新價值和分配理論”，也就是說，必須反對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的《資本論》，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其它一切，如世界觀和方法論等，也必須否定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一切理論和實踐，特別是毛澤東的沒收帝國主義在華資本、官僚資本主義資本、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公有制的大力發展。

　　蔡所定義的剝削存在不存在呢？從字面上看，當然存在。而且，僅從字面上看，它也僅僅是有點兒味道。他這個有點兒不是為了論證中國剝削存在，而是為了否定中國剝削存在，否定剝削與私有制的聯系。他的結論是，“因此，以要素貢獻為基礎的非勞動收入不應再被視為剝削，剝削與所有制沒有必然聯系。這樣，消滅剝削和發展非公經濟可以并行不悖?？梢栽谄鞄悯r明地反對剝削的同時，理直氣壯地發展民營經濟，保護私有財產也是天經地義的。這就從理論上論證了民營經濟人士通過合法合規經營獲得財富的必然性與合理性，從而真正為保護私有財產與合法的非勞動收入和發展壯大民營經濟提供了必要的理論依據。”“既然判斷剝削的標準是報酬與貢獻是否一致，則無論非公經濟是否超過“五六七捌玖”，只要不違背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就沒有必要和理由去遏制其發展壯大。”好嘛！在中國人創造出了民營經濟這個詞匯之后，被蔡之流經過一番概念的替換，剝削在其中消失了。我就請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能夠容納這樣的理論嗎？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嗎？“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潛心研究三十多年”的學術團隊就得出這樣一個理論嗎？盡管蔡所定義的剝削存在（雖然他的定義是非常蹩腳的，糟糕的），他能夠否定馬克思所定義的剝削照樣存在，而且更為根本，而且定義得更為精彩嗎？世界上明顯存在的分配不公，不用馬克思的價值概念、剩余價值改革、剝削概念、階級概念等一套話語體系，能夠得到展現和揭示嗎？能夠得到解決嗎？

　　夠了，關于蔡氏“剝削論”，我們就寫這么多吧！

　　五、蔡氏“農民收入理論“的謬誤

　　蔡還把自己打扮成一個關心農民命運的人，實際上正好相反，他不關心城市人民的命運，怎么可能關心農民的命運呢？他說，“應該指出的是，在部分領域，我國現實貧富差距的擴大恰恰是違反了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比如，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高達2.5倍，一直停留在改革開放初期的水平，這主要是在于廣大農民沒有完全平等地分享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果。”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在所有領域，我國現實貧富差距的擴大恰恰是遵循了蔡之流所創造的“廣義價值論”“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論”等等謬論的結果。讀者如果看懂了我們上面分析的邏輯，就不難得出這一結論。而且，這里所引用的蔡的話正好表明，他有時連基本的邏輯關系都不懂：廣大農民沒有完全平等地分享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果和農民收入水平低是一回事啊，怎么前者成了后者的理由了呢？

　　讓我們再來看看他給提高農民收入提出了什么卓越見解吧！蔡說，“在實行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體制下，居民財產收入自然構成可支配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城鄉居民人均財產收入的差距高達10倍，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之所以遠遠高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國城鄉居民財產收入差距遠遠大于勞動（工資）收入差距。”“土地，特別是宅基地是我國農民最重要的財產。目前農村宅基地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農民宅基地使用權并不具有完整的用益物權屬性，其突出表現就是農民的宅基地使用權既不能擔保抵押，也不能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外部出租或轉讓，從而使得高達60億—70億平方米的小產權房不能進入市場，這一方面堵塞了農民唯一能夠抵押融資的渠道，另一方面抑制了農民房產的資本化，使大約250億平方米的房產不能變現并帶來財產收入。而城市居民卻可以自由地處置其房產，不僅能夠憑借房產獲得抵押貸款，而且能夠出租或出售獲得財產收入和增值。這種對農民住房產權的限制，人為擴大了城鄉居民財產收入的差別。因此，賦予農民宅基地使用權完整的用益物權，拓寬農民獲得財產收益的渠道，必將有助于縮小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差距，構建起農村扶貧脫貧的長效機制，同時也有助于提高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這么一大段話，我想，甚至連一些受過經濟學教育的人可能都看不懂，甚至認為蔡說得有道理。然而，大謬不然。

　　蔡既然提出了多要素論，很自然地就以為，農民收入低，是因為農民的要素少。農民只有勞動力，連土地都沒有所有權，于是，要提高農民收入，就得給農民土地某種所有權或者產權。他在這里，把土地特別是宅基地作為我國農民最重要的財產了。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嚴格地說，這句話是在否定我國農村土地和宅基地集體所有制的基本制度。當然了，蔡的“廣義價值論”“按要素貢獻分配論”“剝削論”連我國主要在城市中實行的公有制都給否定了（打著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理論基礎的旗號），否定我國農村土地和宅基地集體所有制的基本制度難道不是邏輯一致的嗎？蔡的這種邏輯一致是為了什么呢？為了穩固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嗎？不是的，是為了顛覆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中國的有錢人是因為他們手中有生產資料，因而有財產權，有權，因而能夠權錢交換獲利，雖然他們可能有幾十萬、上百萬，但十幾億人都賦予私人的財產權，他們能夠依靠私人財產權都獲得每年幾十萬、上百萬、上千萬、上億的收入嗎？假設中國像蘇聯解體后俄羅斯那樣平均分配財產權，把農村土地平均分配給農民，在所謂的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過不下去了，會不會廉價地賣掉自己被分配給的幾畝土地，從而陷入赤貧呢？當然會了。這也就是說，分配給農民財產權，農民也會失去財產權，他們大多數人最多享受幾年的財產收益，而且很可能是微薄的財產收益。因為在所謂的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是遵循“趁你窮，要你命”的賺錢邏輯的。而當中國的資本開始大量下鄉時，他們會創造條件，逼迫農民賣地。平均分配給農民的土地最終會到誰的手上呢？最終會到蔡之流所支持的所謂民營經濟（其實主要是私人資本）的手上。這樣以來，中國農村最基本的經濟制度就在和平的交換的契約中被顛覆了。

　　六、結 論

　　蔡還說，“本書的結論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從理論上正確認識民營經濟的重大貢獻和重要作用、正確看待民營經濟人士通過合法合規經營獲得的財富的精神，可以說為民營經濟發展壯大提供了理論支撐。”真的是這樣的嗎？我國的市場主體有3億多了，其中絕大部分屬于蔡所說的民營經濟。我這里鄭重地請各位民營企業家、個體工商戶想一想，你的企業、事業能夠永續經營嗎？如果你不能保證永續經營，你還能發展、壯大嗎？你有足夠的資金嗎？你能夠保證你的市場嗎？你有先進的技術嗎？你有先進的管理嗎？你得到了你的大部分員工的真誠的支持了嗎？你有好的信息和決策指導嗎？你能夠期望從社會得到多大的幫助呢？再請各位民營企業家、個體工商戶想一想，最后發展壯大的民營企業是誰呢？有多少呢？結果是不是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呢？難道我們中國人的生存要建立在一批企業倒下去，一批企業再生長起來這樣的前仆后繼的基礎上嗎？你想通了這些問題，就知道，蔡的根本稱不上理論的理論只是為大資本服務的，根本不是為大多數民營經濟主體服務的，更不是為國家和廣大人民利益服務的。

　　蔡說他的理論得到了廣泛的承認，這種承認的結果是什么呢？請允許我不嚴謹地羅列一些數據（不注明出處，也不關心它們可能存在一些偏誤），但這些數據普遍被人們所接受。從這些數據，你就知道，蔡的理論被接受已經在中國引起多么嚴重的問題了，你就知道，中國如果繼續接受他的理論，又會導致怎樣嚴重的后果了。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2年我國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為20590元，按年底14.12億人，居民工資性總收入約29萬億左右，在全年121萬億GDP中所占份額僅為24%左右。

　　2021年公布了收入法GDP的46個經濟體中，勞動者報酬在GDP中所占份額最大的前五位分別是瑞士（59.2%），美國（53.57%），德國（53.13%）、冰島（53.12%）、斯洛文尼亞（52.76%）。英國、法國、丹麥、加拿大、奧地利等國家勞動者報酬在GDP中所占比例均超過50%。南美洲平均是38%；東南亞，菲律賓泰國是28%。

　　據2023年中金公司報告：中國財富總量為790萬億人民幣，其中國資占360萬億，私有財產總量為430萬億。在私有財產人群劃分中，最富裕人群共計140萬戶460萬人，總資產為290萬億，其人口占比為0.33%，其財富占比為私有財富的67.4%；中產階層3100萬戶9900萬人，總資產為110萬億，其人口占比為6.9%，其財富占比為私有財富的25.6%；非富裕非中產的其他人群13.22億人，總資產為30萬億，其人口占比92.77%，其財富占比僅為私有財富的7%。

　　據2022年招商銀行年報數據：千萬級以上的富人，占比0.07%，持有31.28%的財富，人均資產金額為2813.38萬元；50萬元以上、1000萬以下的中產，占比2.18%，持有50.10%的財富，人均資產金額為151.53萬元；50萬元以下的普通人，占比97.75%。

　　據2019年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課題組調研數據：中國有39.1%的5.47億人口月收入低于1090元，占全國人口比重為42.85%，其中：546萬人收入為零、2.2億人月收入500元以下、4.2億人月收入低于800元、5.5億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若以1090-2000元作為中低收入者的標準，則該群體人口達到3.64億。中國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數達到9.64億。

　　面對以上數據所顯示的中國分配格局，蔡繼明的荒謬的堅持、發展了三十年的卻不堪一擊的理論（寫作此文僅僅花費我一兩天時間）將會把中國推向何地，不是已經非常明白了嗎？

　　結語。本文言語是犀利的，但筆者從來不愿與人為敵。筆者寫作此文，或許能夠幫助蔡教授從自己的錯誤中擺脫出來，雖然這種希望是渺茫的。一個過了五十歲的人，可能很難學到什么新東西了。筆者感到，如果中國的經濟理論界被他這樣的人統治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就要受難了。而且，實際上已經受難了。文章難以發表，課題難以申請，職稱難以晉升，帽子難以戴上，更談不上什么風光了。然而，這還只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界和經濟學界的窘態，正如黃宗智教授、賈根良教授以及諸多教授所已經指出的。更為重要的是，如果中國的經濟理論界被他這樣的人統治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就要被顛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大業就會中道崩殂。這有利于誰呢？有利于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們嗎？有利于中國人民嗎？有利于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國家嗎？答案都是否定的。愿中國有識之士查之！

　　（作者為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