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做為一名電影愛好者,這兩年,我經常參加一個中國早期電影討論小組的活動。具體的活動方式是:每月看一到兩部二、三十年代的老電影,然后大家一起討論,從時代背景、導演風格、演員表演、鏡頭語言、社會影響力……等等,一一細讀。
其實,這才是我喜歡的生活,而那種短兵相接、以寡敵眾的阻擊戰,并不是我想要的。
可是,有什么辦法呢?當下的主流影評界是如此犬儒,把嚴肅的影評變成了一種無恥的營銷手段。一些主流導演、編劇是如此心懷惡意、肆無忌憚地篡改歷史,令我無法忍受,只能拍案而起,當一次義勇軍了!
02
一段時間以來,因為參與一部“國軍主旋律”電影的討論,我受到大陸一些果粉(也可以稱之為“民國遺民”)和臺灣島內那些繼承了蔣介石反共衣缽的頑固派的瘋狂圍攻。
在大陸,“民國遺民”們主要是通過“網暴”的方式對我進行圍攻。
在島內和海外,那些反共頑固派則主要通過正式媒體對我進行圍攻。
如果說,大陸的“民國遺民”基本是一些無名之輩的話,那么在島內和海外,則是一些有頭有臉的人連篇累牘地發表圍攻我的文章,如許劍虹、徐全、吳尚融、林國榮、陳筠等,他們寫過幾本書,小有名氣,共同特點是對國民黨反動政權在1949年被推翻,殘余勢力被逐出大陸痛心疾首,沒齒難忘。
但是,在這場事關歷史真相——方先覺是不是在衡陽保衛戰的最后時刻向日軍無條件投降?投降后是不是接受日軍任命的偽職當了漢奸——的斗爭中,他們并不敢和我進行正面交鋒,因為方先覺投降并且當了漢奸,鐵案如山,無論他們怎樣信口雌黃,都無法抵賴。
于是,大陸的“民國遺民”和島內、海外的反共頑固派,只好采取污蔑、謾罵的卑鄙手法,共同制造、傳播了一個謠言:郭松民主張拆除1948年修建的衡陽“抗戰紀念城”紀念碑。
陳筠就在臭名昭著的“美國之音”上發表文章,煞有介事地說,“中國評論人士、曾是中共空軍飛官的學者郭松民在社交平臺發文……他希望當地主事者‘頭腦要清醒’,并在回應網友時說道:“要不把‘抗戰紀念城'叫上頭給拿掉。”
這是下流無恥的造謠!
我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任何文章、任何網絡交流中都沒有提出過拆除紀念碑的建議。
我一向認為,對民國時代遺存的紀念性建筑,究竟是拆除、保留或者做其他處理,應該由當地政府和人民根據黨的相關政策及法律法規,自行決定,我無意提出任何建議。
但對另外一個問題,我的立場是鮮明的,那就是衡陽不應該把蔣介石授予的“抗戰紀念城”做為正式頭銜繼續使用,不應該不加解釋地自稱“抗戰紀念城”。因為隨著國民黨反動政權在人民革命中被推翻,偽法統被廢除,蔣介石的命令不僅早已失去效力,而且與新中國法統相抵觸。如果繼續使用這個“榮譽”,就像清王朝被推翻后,心有不甘的遺老遺少留著辮子,到處自稱貝勒爺一樣可笑。
問題在于,這些大陸的“民國遺民”、島內和海外反共頑固派為什么要故意混淆是非,造謠說我建議要拆除紀念碑呢?
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方便地給我扣上所謂“極左”、“極端”的帽子,以實施他們借刀殺人的毒計。
誰都知道,八十年代之后,“極左”始終是中國主要的政治不正確,一個人一旦被貼上“極左”標簽,即相當于在政治和輿論場被判處死刑。
他們的用心是兇險的,手段是毒辣的,但能不能得逞,且拭目以待。
這里,既然對手不斷用帽子和標簽做武器,我也不妨申明一下,盡管我一向厭惡自我標榜,但如果必須要給自己一個定位的話,那就“深紅”吧!
我是一個共產黨員,始終堅持毛主席、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理想,要建立一個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將革命進行到底,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終生!
深紅,不是淺紅、桃紅,也不和所謂的深藍相曖昧。正告那些繼承蔣介石反共衣缽的頑固派:國民黨反動派是歷史的失敗者,你們的統治已經被推翻,想借助歪曲抗戰歷史卷土重來,重新恢復你們失去的天堂,是絕對行不通的。
03
2015年5月12日,因為捍衛狼牙山五壯士的榮譽,我被舊炎黃春秋集團告上法庭。
我在最后陳述時指出,“抗日戰爭勝利了,但抗日戰爭并沒有結束”,“今天的庭審可以被視為抗日戰爭在輿論戰場的繼續,我會堅持到底,也愿意打持久戰。”
九年過去了,我堅守了自己的諾言!
我毫不懷疑,那些想方設法,絞盡腦汁為降將和漢奸翻案的人,也一定會墮落成漢奸,他們遲早會走到為汪精衛翻案,為新的侵略者張目的地步。
此時此刻,再次想到了狼牙山五壯士,他們是我永遠的英雄和榜樣!“對這場特殊的戰爭,我有必勝的信心,因為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會站在我們一邊!”
【文/郭松民,紅歌會網專欄學者。本文原載于公眾號“獨立評論員郭松民”,授權紅歌會網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