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還有25年，我們要做好理論準備

　　【文/觀察者網 高艷平】

　　立足現實，亟待理論創新

　　觀察者網：中央文件提出“推進經濟體制改革要從現實需要出發，要從最緊迫的事情抓起，在解決實踐問題中深化理論創新、推進制度創新。”在經濟體制改革領域，比較要害的就是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問題。為什么過去幾年來中央不斷地強調堅持“兩個毫不動搖”，背后反映了哪些理論層面和實踐層面的問題？

　　姚洋：中央不斷強調兩個不動搖，因為這非常重要。中國經濟能夠走到今天，無論國企還是民營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自己是國營企業子弟，我知道這些年國營企業是怎么走過來的。我自己也曾經在西安電力機械制造公司工作過，這是1950年代就建起來的一家國有企業，現在是央企西電集團?？粗@樣的國營公司70多年走下來，能夠切身體會到國有企業是為國家發展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的。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在過去40多年的改革開放進程中，民營企業突飛猛進，已經成了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力軍。

　　國有企業在改革開放“前30年”發揮了重要作用，改革開放之后，他們有的轉制了，有的“瘦身”了，但是國有企業為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打下了雄厚的基礎，創造了機遇，培養了人才。在很大程度上而言，民營企業的騰飛正是在國有企業“前30年”創造的知識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

　　到如今，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是純國有的，或者純私有的。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實踐中，民營和國有都很重要。民營經濟有創新的活力，國有企業可以實施國家戰略政策，并且在一些民企不愿意干的、外部性比較強的領域發揮重要作用。

　　我們應該從實踐和理論兩個層面來理解“兩個毫不動搖”。實踐層面講，在中國我們一直說民營企業的貢獻“56789”，即民營企業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就業，以及90%的企業數量。

　　不僅如此，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中心的估算，2010-2019年間，中國居民財富占國家總財富平均占比為75.2%，而政府凈資產只占不到30%。很明顯，我們的經濟既有國有的成分，也有民營的成分，而且從規模上講，我們民營的成分反而更大。

　　中國的財富分配（2000-2019） 單位：萬億元（左軸）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中心（CNBS）

　　既然這樣，該如何去理解我們基本經濟制度所說的“公有制為主體”，我覺得這個還需要理論上的澄清，因為我們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寫入憲法的，必須是準確無誤的。

　　中央為什么反復提“兩個毫不動搖”，正是因為其背后的理論不能充分解釋現實問題，給市場造成了一些困惑。我跟民營企業家接觸的時候，特別是那些水平比較高的民營企業家，他們會問一些根本性的問題：憲法里寫公有制占主體，也即是國有占主體，那么怎么理解國有占主體？

　　所以說，我們需要推動理論創新，更加清晰地闡釋我們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這個闡釋要能夠反映我們的現實，緩解市場主體的“所有制焦慮”。

　　“退場論”歪曲了馬克思主義

　　觀察者網：您還提到一些理論工作者也說，當前的經濟制度，即公私混合所有制是過渡性安排，將來中國必定要回到公有制，這恐怕也是造成非公市場主體困惑的一個原因？

　　姚洋：是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階段論指出，人類社會發展有五個階段，最后的目標是過渡到共產主義。

　　按照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描述，共產主義社會就是要消滅私有制，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那么隨著我們社會主義的發展，從初級階段到中級階段，再到高級階段，是不是國有的成份要越來越大，如果這樣的話，民營企業是不是該退場了？

　　所以，時不時有一些人就跳出來，說所謂民營企業職責完結了，可以退場了。我跟一些民營企業家交流的時候，他們說，我都準備好了，這全是國家的，我現在只不過是替國家掌管一下這些資產，國家想要我隨時拱手相讓。如果民營企業家有這種心態，就會影響他們的投資意愿。

　　觀察者網：您認為，這種“當前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過渡性安排”言論，理論上其實是對馬克思的歪曲，于改革實踐來說，也不利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推進，可否解釋一下？

　　姚洋：馬克思是一個偉大的人，他揭示了資本主義很多規律，但沒有人是圣人，不可能預測未來。

　　事實上人類社會的“五階段論”不是馬克思的首創，是蘇格蘭一位啟蒙運動思想家、大法官凱姆斯勛爵（Lord Kames）提出來的。他創造性地提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四階段理論。這四個階段是：狩獵階段、游牧階段、農業階段和商業階段。第四個商業社會階段，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馬克思在此基礎上，增加了一個共產主義階段。

　　在我看來，人類社會四階段、五階段論和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本質上是一回事兒。馬克思也是西方人，西方人生活在一神教的國家里，他們容易相信世界有終極真理。

　　在中國傳統文化里，我們不相信有終極真理。這就是為什么我們有“兩個結合”的創新來指導中國的發展，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是用中國的文化吸納甚至改造了西方的文化，別忘了馬克思主義是西方文化之一，它帶有西方的烙印。

　　因此我們在改革開放之后的經濟體制改革，否定了蘇聯式社會主義的“正統”制度安排，創造性地肯定了私營經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作用，我們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確定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體地位。

　　馬克思塑像

　　黨的實踐“超越”了馬克思的經典政治經濟學理論。一些理論工作者因此傾向于認為，當代的經濟制度是過渡性的，最終中國還是要全面實現公有制。這種觀點其實就是一種線性歷史觀，它不但沒有得到歷史證明，也不是馬克思的原意。

　　回到當下，我們還需要繼續理論創新，尋求新的解釋對于當前團結國企和民企很重要，因為渲染國企和民企的對立，不利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我們要通過理論創新來解決根本性的問題。

　　社會主義就是要消除不平等的權力關系

　　觀察者網：這些年，隨著互聯網行業的飛速發展，網絡上所謂“資本家”“壓榨”“打工人”的網絡用語挺普遍的。您如何理解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資關系？

　　姚洋：這就是要理解馬克思的偉大之處。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里，就揭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規律：那就是市場經濟會出現人的異化。

　　《資本論》 的思想源頭可以回歸到寫《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時候，那時候他還很年輕，他就意識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和勞動者之間緊張的雇傭關系。

　　在資本主義初期，雇傭者數量龐大，而資本是很少的。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雇員處于市場的長邊，長邊沒有什么權力，一位雇員如果不想干，有一大堆人等著進來；而資本家位于市場的短邊，因而擁有了權力，可以去挑勞動者，干得不好，還可以開除員工。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的收入被壓到最低，這就出現了馬克思所說的異化，就是勞動者相對于資本的異化。

　　勞動者生產了大量的產品，但是勞動者不能支配這些產品。對于勞動者而言，生產的越多，勞動的異化程度越大；此外，對勞動者本身而言，勞動已經不再是一個自發的行為，而純粹是為了生存才會去勞動，勞動者也不再受自己控制，而是受制于外在的力量。馬克思在那個時代提出了勞動異化論，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理論創新。

　　而且，無論在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只要有市場的交易，就會存在這樣的一種權力關系。這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不同，在新古典理論里面，市場經濟不存在權力關系，因為這都是雙方自愿交易。

　　很多人可能聽過白毛女的故事，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黃世仁和楊白勞簽合約，權力雙方是平等的。但很顯然這是不對的，他們之間當然存在權力關系，因為黃世仁掌握了稀缺的資源——錢，而楊白勞一無所有。

　　在西方一些左翼經濟學家圈里，這個話題直到今天仍然是熱門研究主題。我就記得1990年代初我去美國讀書，上我導師Michael Carter的課，第一節就講馬克思，我當時很吃驚：因為在中國，我們1986年畢業的那屆本科生沒學過《資本論》，考研究生都不考政治了；而到了美國發現，他們還在學馬克思。

　　那門課我寫的課程論文就是關于土地租賃合同的權力問題。張五常的《佃農理論》那本書在國內很火，大家推崇備至。我讀了之后，就覺得它不對，因為他沒有考慮租賃合同中的權力關系。

　　我的合作者北大習研院的董彪寫過一篇文章發表在《哲學研究》上，我覺得非常了不起。文章說，資本主義條件下之所以存在剝削，是因為在勞資關系中資本擁有對勞動者的權力。

　　《勞動法》是社會主義國家保護勞動者權益、消除資本權力關系的重要工具

　　社會主義條件下也有雇傭關系，但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根本性差別在于，資本主義會聽之任之，認為權力是自由交易的一部分；但是在社會主義不行，社會主義就是要消除這種不平等的權力關系。怎么消除？那就通過很多立法，包括《勞動法》、《合同法》等等保護措施。

　　2008年我們的《勞動法》剛開始實施的時候，很多人反對，認為這會提高商務成本，不利于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我就非常贊成《勞動法》的實施，因為社會主義就是要保護勞動者，就是要去除勞動者和資本擁有者之間的權力關系。

　　回到你的問題，這些年，所謂的“資本家”、“壓榨”、“打工人”、“被算法操縱的人”在互聯網上流行，背后是有非常深的哲學道理，馬克思在他年輕的時候就已經都提出來了：只要搞市場經濟，這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們搞社會主義，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要保護勞動者。

　　信息時代，資本已成為中性生產要素

　　觀察者網：您還分析了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演變，來論證我們要放棄剝削理論。您說，在信息時代，已經不再是資本雇傭勞動的一統天下，還有勞動雇傭資本的情形，怎么理解？

　　姚洋：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資本雇傭工人是常態，工人無法掌握自己的所有產品，馬克思因此認為工人處于剝削狀態。這是馬克思動員無產階級起來革命所做的論證。

　　但是資本演化至今，到今天的信息時代，已經不再是資本雇傭勞動的天下。比如說馬斯克，或者中國的任正非、張瑞敏這些企業家，他們也是勞動者，只不過是高級勞動者。因為他們對行業的敏銳判斷和企業家精神，他們的勞動反而成為稀缺品，資本都搶著給他們投錢。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有權去選擇資本。很明顯，現在早已經不是馬克思所處的資本獨大的社會了。勞動和資本的對立也不是絕對的了，資本已經成為一個中性詞。

　　此外，我們還可以想象未來，如果資本全民所有，資本的權力基本上就消失掉了，因為每個人都是股東。更具體一點，如果將來出現一個全民持股的股票市場，每個老百姓都是參與者，都是股東，沒有誰掌握了更多的資本，權力關系也就消失了。

　　未來掌握AI機器人的人可能變成規制對象，而不是資本。圖為MIT研發的人腦意念控制機器人

　　在未來的人工智能時代，掌握AI的人有可能成為市場短邊的那個人，他們可能會成為新的權力擁有者，那時候就需要新的市場規制去去除這種權力關系，保護普通勞動者。因為既然他們掌握了機器人，就掌握了生產，就掌握了權力，也就掌握了收入。

　　我說這段話的目的是想說，在當前和未來的信息科技社會，資本和勞動的對立在弱化，加之社會主義對資本權力的限制，資本已經成為中性的生產要素。所以，我們應該放棄勞資剝削理論，因為這不利于凝聚全國各階層，不利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高水平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急需建立

　　觀察者網：所以您在《論中國社會主義》這篇文章中提出來“穩定的中國社會主義”理論，首先要告訴大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歷史任務已經大致完成；在這個“穩定的中國社會主義”理論框架下，公私混合所有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常態，而不是過渡性的，試圖從根本上緩解公私二元對立、勞資對立的社會焦慮？

　　姚洋：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概念，最早見于1958年6月17、18日，北京經濟學界舉辦紀念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出版一周年座談會，時任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代理所長孫冶方的發言。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次在黨的正式文件里使用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報告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進行了系統的闡述。

　　我也認真對比了這個闡釋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定義后發現，現階段除了還沒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其余的都已經完成了。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任務完成之后，我們往何處去？離2049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我們還有25年時間，這就需要做好理論上的準備，對現有的理論框架有所突破。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作出戰略部署。那么，什么是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在我們看來，初級階段任務完成之后，我們的社會主義應該進入一個長期穩定時期，其主要標志就是形成一個關于中國社會主義長期存在的新理論。我們認為，高水平社會主義就是這樣一個“穩定的中國社會主義”階段 。

　　在這個階段，我們要吸取共產主義社會的某些圖景，將其落實到社會主義目標任務之中。馬克思主義描述的共產主義圖景之一，就是要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我們認為，高水平社會主義即“穩定的中國社會主義階段”，應當以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作為社會目標。

　　在“穩定的中國社會主義階段”，社會主義應該體現在政治層面，即中國共產黨領導，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對于市場的規制。

　　在經濟領域，我們的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應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成功案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導目標就是創造微觀主體，建立市場經濟、改進效率。在新時代要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就必須吸收改革開放的寶貴經驗，放棄剝削理論。

　　而且往前看，剝削理論是不利于凝聚全國各階層的理論，不利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對所有制的討論，應該把效率作為主要標準。因為一個沒有效率的社會，它最終就會在競爭的格局下被淘汰了。

　　當前很多歐洲國家也宣稱他們的經濟有社會主義成份，比如高福利、對勞動者的保護等等。但是歐洲國家仍是處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他們是做不到社會主義的，因為我剛說了社會主義是政治的，它不是經濟的。

　　社會主義的教育事業必須堅持公有制占主導，圖為四川大涼山的孩子們

　　就大的原則來講，公有制適合用外部性比較大且無法分割或需要政府出面協調的領域，比如國防、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基礎科研活動等領域，公有制更能發揮作用。在一些存在外部性、且可以通過市場競爭機制進行供給的領域，私人擁有盡管可行，但是可能帶來很大的社會負面效應，公有制應當占主導地位，比如教育和醫療。

　　除此之外，競爭可以解決大部分問題，因為私人用于比公有更有效率。當然，效率不能脫離國內外的經濟形勢，公私比例也應隨時間進行動態調整。就當前中國而言，確保共有的邊界、保護私有產權、增進市場活力是中國在世界競爭中取勝的不二法則。

　　由此以來，由于中國社會主義的長期性，我們就不存在增進公有成份的客觀條件和主觀動力。新時代的一個重要任務是糾正過去幾十年一些領域存在的亂象，如腐敗、官商勾結和兩極分化，但這不意味著回到一大二公的時代，而是在糾偏之后，確保有為政府發揮好市場監督作用，讓市場在更加規范的層次實現良性運行。

　　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體現

　　觀察者網：您提到，“穩定的中國社會主義”常態下，社會主義應該體現在政治層面，即中國共產黨領導，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對于市場的規制。具體怎么理解？

　　姚洋：首先是政治上，必須要有一個政治力量，即中國共產黨，把共產主義的理念作為她的旗幟，也就是把《共產黨宣言》里說的“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作為執政目標。她領導的政府來規制市場，消除市場的權力關系，特別是消除資本擁有的權力。

　　其次提升勞動者的價值，我覺得這是社會主義的第一要務；同時，在經濟上，得講效率；怎么講效率，當然要市場來推動。這是人類經過痛苦的實踐證明了的：市場是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手段。

　　但是，共產黨領導的政府要發揮調節者的作用，對市場進行規制。其目的一方面是要保障市場運行的效率，第二方面要實現一定的社會目標。

　　社會主義的市場調節者還要保障市場中人的尊嚴、推進共同富裕等

　　除了效率之外，社會主義的市場調節者還要保障市場中人的尊嚴、鼓勵特定產業發展、防止政商聯盟干預經濟活動、推進共同富裕等。比如我們的扶貧工程，這就是很典型的中國社會主義政治表現的例子。

　　也就是說，社會主義能夠比資本主義更好地平衡個體自由和社會目標，更好地推動社會向美好社會邁進。

　　第三就是再分配，再分配的目標就是一切為了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以此來實現共同富裕。

　　社會主義的福利就是要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

　　觀察者網：前面您提到，很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有高福利、對勞動者的保護等等。比如有報道說，法國的華人一周工作超過40小時，被警告違法。這個方面如何區別中國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姚洋：如果你讀過卡爾·波蘭尼的《偉大的轉型》，就能明白，資本主義能夠存活到今天，就是因為社會的反抗，因為市場打破了社會纖維，破壞了社會組織，把許多人都變成了赤貧的人，社會因此就要反抗。

　　社會反抗的結果就建立了福利制度，有了政府對市場的干預，這樣資本主義才能活到今天。

　　那么，社會主義的福利和資本主義的福利有什么差別呢？

　　我覺得至少在一戰之后，特別是當代社會，西方的福利已經變成了政客和選民之間的一種交易。有些人很喜歡說1980年代的美國里根總統多么偉大，這是錯誤的。里根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就是給企業減稅，稅收就減少了，政府公共支出被大幅削減。

　　看美國共和黨總統的政績，應該看它對老百姓的福利支出。里根執政的8年，美國政府的債務大增，街頭罷工頻發。而且1980年代的美國經濟并不好，高通脹，高利率，美元貶值，直到1990年代克林頓執政時期美國經濟才得以恢復。

　　我的意思是想說，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只是表面的，特別是當美國民主黨官員想照顧老百姓的利益，西方的福利就變成一種換取選票的交易了。所以資本主義的再分配沒有一個終極目標，選票和集團利益是它唯一的動力。

　　而我們社會主義的福利應該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回到馬克思，我們為什么要給老百姓提供福利，馬克思在《資本論》里寫的就是，共產主義是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我覺得我們應該把這個口號，公開寫在中國社會主義的旗幟上。

　　姚洋教授認為，實現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應該作為“穩定的中國社會主義”階段的最高目標

　　怎么去促進每個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增進每個人的基本能力？

　　按照當代左翼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說法，就要求政府關注和提升每個人的能力。而中國儒家學說超越森的地方在于，既強調國家和社會要創造條件讓每個人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特別是收入能力，也鼓勵個人充分利用這些條件，即強調“授人以漁”。因而我們不提倡簡單地發放福利，把收入拉平。后者是不可持續的，即使是北歐國家也曾經患上福利社會病。

　　如果人民看不起病，怎么全面發展？如果孩子上學困難，怎么自由和全面的發展？如果年輕人走不出深山老林，他們怎么能獲得自由和全面的發展？

　　所以，社會主義的政府要投資于民，為民眾提供福利。這樣的解釋和我們的傳統文化價值觀是接近的，在中國儒家精英文化里，我們想要的平等是機會的平等，而不是結果的平等。在市場分配層面，儒家贊同亞里士多德說的比例原則，即一個人的所得與他的貢獻成比例。只要我們為每個人提供發揮潛能的平等機會，儒家相信每個人都具備成圣成賢的潛能。

　　但是，為什么推動共同富裕提出“第三次分配”的時候，很多企業家就害怕，是不是要搞平均主義，要“削峰填谷”？可見還有很多人對平等的觀念還停留在”打家劫舍”和“均貧富”的階段。

　　所以要推動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社會主義政府就得從底層做起，提高每個人的能力，或者說給每個人發揮自己能力提供條件，使得他們有平等的機會到市場上去打拼，之后憑個人能力愿賭輸贏，這是中國人能夠接受的。

　　所以，我認為不能機械地理解“兩個結合”。要建立一套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理論，必須要讓中國老百姓能接受，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結合起來：不是均貧富，不是搞平均主義，而是托底。

　　托底就是給每個人創造條件，讓每個人都能發揮自己的能力。就像中專生姜萍，如果真是人才，社會就應該給她創造條件，讓她有機會深造，不能把人才埋沒了。

　　觀察者網：您試圖為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構建一套理論體系，并稱之為“穩定的中國社會主義”，前面您講了這個框架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又講了其價值取向，即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據報道此次三中全全會主題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國式現代化，您認為這個理論創新對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議意義何在？

　　姚洋：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走到今天，在實踐方面已經日漸成熟，但是理論創新滯后，亟需理論工作者的理論創新。

　　在經濟體制改革領域，其中要解決的突出問題就是：公私對立、社資對立的二元思維仍時不時冒出來干擾黨的方針和政策。如果還簡單以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對待資本和市場，都難以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牢固的理論基礎。

　　在我們試圖構建的“穩定的中國社會主義”框架下，中國的社會主義是一種長期穩定的形態，我們的經濟制度確立了混合所有制和市場原則，我們再分配的目標就是提升民眾的能力水平。這不僅可以緩解所有制焦慮，最大范圍團結社會各界人士、整合社會力量投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同時，也可以為共同富裕提供理論支撐。

　　這是一個兼有馬克思主義學說、新古典經濟學和政治哲學的跨學科研究，理論創新很難，但我認為這是學者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