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磊：也談2024中國還有多少制度紅利可以釋放?

　　奉勸某些人不要“錯”把鶴頂紅當良藥

　　——也談2024中國還有多少制度紅利可以釋放?

　　田 磊

　　有位所謂經濟學家寫了篇“2024，中國還有多少制度紅利可以釋放?”的文章，一時間在西化經濟學圈產生了巨大的反響。其實這個文章的主題非常好，但是由于作者經濟理論的水平、個人立場和對中國現實的認知有欠缺等原因，此文充斥著大量值得商榷的觀點和結論。故針對這篇文章(下稱“該文”)的觀點與結論加以評析，借此也來談一談2024年中國究竟還有哪些制度紅利可以釋放，以及應該如何釋放的問題。

　　一、國際政治關系

　　該文稱，國際政治關系的演變是影響2024年宏觀經濟的最大變量，并提到俄烏沖突、巴以沖突、中美關系都是重點，她還說，中美關系“和，則多贏，戰，則俱損”，不過“主和還是主戰，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國大選中政治家們的利益取向”。

　　在該專家看來，中國的2024年前景，主要取決于誰當選下一任美國領導人。很可惜的是，該專家沒看到，四年前作同樣猜測的國內磚家，他們的臉早就被他們宣稱的“不會像共和黨那樣極端反華”的拜登打成了豬頭。“和，則多贏，戰，則俱損”的“對美妥協論”，改變不了美國兩黨對華斗爭的既定戰略安排，挖空心思親美的一廂情愿，也掩蓋不住美國已經把中國當作首要戰略對手的現實。如果中國的磚家們還想繼續用這一理論是為了“忽悠”國人，那恐怕就是對中國人智商的一種犯罪。

　　二、國企民企關系

　　該文認為，中國的制度改革的紅利在于所有制，中國經濟要在市場化的規則下對外開放，首先要“對內開放”，即讓不同資本屬性的企業擁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并在同等的營商環境下進行公平競爭，要做到真正的資源公平，不是“把民營企業當作自己人”，而是在制度上對國營民營一視同仁。這個觀點看了不禁令人發笑?？紤]到國有企業承擔的諸多社會責任，往往要多交利稅，還要遵照政府的行政命令來執行逆周期策略，這些都會導致國企的利潤損失。所以如果國企民企真的做到一視同仁，國企甩掉身上的責任和負擔，那國企負責人恐怕會因為工作一下子難度降低而導致做夢都會笑醒，而事實上享受了稅收紅利的民營企業家(特別是一些偷稅漏稅的企業家)反而要用鼓槌猛敲這位專家的腦瓜，問問他到底是幫誰的?

　　具體來說，行業準入方面，目前國企主導的領域主要是行業自然特點或者國家安全要求導致的，這些行業不適合民營企業主導，國內外已經有過太多教訓，民企不是做了不掙錢，就是為了掙錢損害社會利益。除了這些行業以外，還有什么行業是不讓民企準入的嗎?

　　競爭優勝劣汰方面，該文實際上是想表達一些國企本應被淘汰，但因為壟斷地位而幸免于難。但是，現實經濟早就不像新古典經濟學想象的那樣全是無數小企業自由競爭，壟斷現象是資本發展的必然規律。而且壟斷也并非國企獨有，大量壟斷企業是民企。對壟斷不應簡單一棍子打死，不利于國家安全、社會福利的壟斷應該優先處理。近些年來金融、保險、房地產等行業中的一些壟斷企業出于自身利益，瘋狂累積風險導致暴雷，極大損害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這些企業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呢?往往最后還要靠國有企業來兜底。

　　融資問題其實也一樣，現在融資方面的問題確實存在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阻礙了經濟增長。并非只有國有大企業有融資優勢，民營大企業同樣如此，否則為什么一些民營企業能背負幾萬億的債務?中小企業融資難是金融業的資本逐利的必然結果，解決這個問題恰恰要靠國有銀行開辟政策性融資渠道，民營的銀行難以承擔這一責任。

　　三、金融市場

　　該文認為，中國應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這點很好。怎么做呢?要“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逐步放開人民幣自由兌換，并放松資本項下的跨境流動”。這個政策建議真的是為了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嗎?

　　金融市場對經濟發展非常重要，想要維持經濟正常運行，必須控制金融風險。因此對金融市場進行一定管制是必需的，完全開放必然會產生巨大風險。

　　歷史上，英國法國美國等西方國家從來沒有完全開放本國金融市場，每當本國經濟出現通脹壓力、資金外逃、失業增加等問題時，政府限制甚至完全停止資本跨境流動更是家常便飯。更不要說美國的金融市場直到今天都嚴格限制外資進入。因此，開放金融市場有弊有利，一定要審慎操作，不能盲目完全開放。

　　匯率自由化則是一個偽問題。雖然休謨和李嘉圖的貨幣數量論理論很簡潔明快，但現實經濟從未按照他們的模型運行，通過貨幣自由在國與國之間流通形成國際均衡的設想總是難以實現。

　　而且，浮動匯率制在資本主義幾百年歷史間其實只存在了比較短的時間，一戰二戰之間才有比較多的國家由于金本位制崩潰而被迫選擇這一制度，這些國家后來又都因面臨黃金外流、資本外逃等危機而中止或放棄這一制度。匯率自由化實際上只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才成為普遍現象，這只能反映特定時期的特點，不是永恒真理。

　　美國對待匯率問題的態度一貫是雙標的。在亞洲金融危機時，中國挺身而出避免了危機進一步惡化，這一舉措有利于美國，所以當時的美國政要高度贊揚中國控制匯率的行為。美國自己一直是最大的匯率操縱國之一，只不過理論界對此視而不見。在英國主導的金本位時期，美國常因為其事實上的金銀復本位制而面臨匯率波動和資本、黃金劇烈流動等問題，美國政府都要通過各種政策調整來控制匯率。大蕭條后美國英國率先脫離金本位制，降低本國貨幣匯率，從而比法國更早從危機中恢復，這一匯率操縱行為還得到了貨幣主義大師弗里德曼的認可。近年來美國為應對通脹危機，大力加息導致美元匯率提高，事實上降低了美國居民購買進口消費品的價格，這難道不是一種匯率操縱嗎?

　　另外，要看到拉丁美洲等外圍國家多次因為匯率自由而遭受債務危機，經濟發展的成果毀于一旦。因此，匯率自由化的理論基礎是有問題的，真正有實力的經濟體都不會讓匯率完全自由，中國在匯率自由方面大部分時間都比美歐各國做得更好。

　　四、財政政策

　　該文認為，“財政政策是助推經濟復蘇的基本條件”，這毋庸置疑是正確的觀點。不過，該專家提出的主要措施是給企業減稅，尤其是降低房地產交易稅費，這就帶來問題了。她說，這么做是為了鼓勵居民改善居住環境，并以此帶動相關消費。實際上在經濟不景氣的時期，降低房地產交易稅費只會讓投機房地產的撈家門減少投機成本，加速器套現離場，對提振老百姓的生活消費沒有任何幫助。

　　況且，減稅能促進投資嗎?美國已經減稅減了多年，政府收入不足導致赤字壓力更大，請問美國的企業開始大量投資了嗎?并沒有。

　　投資不足的關鍵在于金融化背景下實體經濟利潤預期太低(至少低于金融投機)。要解決這個問題可以減稅，但不能把減稅看作主要方式，同時也要看到過度減稅導致政府赤字增加可能會產生新的風險。

　　要扭轉實體企業的預期，一方面要整頓金融市場，限制脫實向虛，降低金融投機的收益率，否則資金永遠不會從金融市場回到實體經濟。美國多輪量化寬松后，資金都在金融市場空轉，金融市場的繁榮和實體經濟的停滯并存，就是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導致。

　　另一方面，要通過政府開支和國有企業逆周期調節，拉動投資需求，同時推進共同富裕，拉動消費需求。需求提高后，實體企業特別是私營企業才能恢復信心，重建投資計劃。

　　五、貨幣政策

　　該文認為，中國應該執行寬松的貨幣政策，這很好，問題還是怎么做呢?作者提出了降低準備金率等方案。這些方法還是老黃歷，美歐各國的實踐早已表明2008年經濟危機之后，這些方案是無力無用的。

　　貨幣政策三大職能，控制通脹、增進就業和最后貸款人，效果究竟如何?2008年后量化寬松增進就業效果極為有限，2021年通脹危機后緊縮政策遲遲未能將通脹壓下，這些都說明單靠降準等貨幣政策是不足以解決問題的，必須做到以財政政策為主，輔以貨幣政策的支持。

　　1980-2008年間短暫的歷史讓經濟學家們把消極財政政策、通脹控制目標的貨幣政策、中央銀行獨立等觀念當作了一般的科學觀念，實際上這只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結果，更早時期的經濟學家并不同意這些理論，2008年后主流經濟學界也多有反思。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不應再抱著這些錯誤且過時的理論不撒手了。

　　另外，貨幣政策的最后貸款人職能確實發揮了作用，這也是伯南克等人自豪之處。不過，央行執行最后貸款人職能，雖然避免了危機更猛烈的爆發，卻也導致釀成危機的風險并未完全解除，這正是經濟長期陷入停滯的根源之一。大量的救濟導致投機者更急愛肆無忌憚，金融市場陷入投機-救濟-更瘋狂的投機-更大力的救濟的怪圈。無怪乎一些經濟學家將執行這種政策的美國稱為新的“裙帶資本主義”。

　　可見，貨幣政策雖然重要，但刺激經濟并非一放水就能實現，放水也早就不是通過降準等措施來進行了，放水還會帶來新的問題。

　　綜上所述，該文中提出的制度紅利其實都是“偽紅利”，或者是外國早就證明無用的過時套路，或者是風險極大的飲鴆止渴，或者是有害無利的錯誤藥方。那么，中國究竟有哪些真正的制度紅利可以釋放呢?

　　所以總的來看，2024年，中國政策紅利的關鍵在于，堅持正確的理論指導。通過合理的措施來挖掘出這些紅利，而不是信奉錯誤的過時理論，不僅沒能挖掘出紅利，反而損害自身，事實上“資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