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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濟中:起訴莫言是為了維護法律的正義

        2024-03-04 13:03:29  來源: 紅歌會網   作者:賀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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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訴莫言是為了維護法律的正義

        賀濟中

          最近,有人起訴莫言并指控他的作品“侮辱革命先烈”、“美化侵華日軍”一事在網上惹爭議,從這一事件說明中國人民已經覺醒,不再是二、三十年前的中國可以任由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企圖顛覆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民主專政政權,惡意丑化中國人,攻擊中國共產黨,造謠誣蔑人民領袖毛主席和革命先烈的犯罪行徑。

          一、老胡扣帽子

          老胡在《獲諾貝爾文學獎成了莫言的“原罪”?》一文中誣蔑指控莫言的人是“扣政治帽子,對人搞無情斗爭”。從這一點來看,老胡是非常霸道的。我也看了有關起訴莫言的文章,起訴書中有憑有據,并列明莫言文章書籍的第幾頁文字違反哪些法律條文,怎么就成了“扣政治帽子”呢?如果不起訴莫言,難道要任由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繼續侮辱丑化革命先烈而每個人都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因此我認為,起訴莫言是為了維護法律的正義,更是每一個有良知中國人的義務和職責。

          老胡在文章中說:對莫言的指控是他“侮辱革命先烈”“美化侵華日軍”,這些指控不僅是扣政治帽子,而且很應景,一旦成立,在當下有一劍封喉的殺傷力。如此對待一個中國體制內成長起來的主流作家,完全邁過了文藝批評的界線,如果我們縱容這種做法,就形同打開了一個用嚴重政治定性打擊、迫害文學創作者的新空間。雖然起訴者之前名不見經傳,但是他的極端做法迅速得到一些人支持,聚攏了人氣,它為社會上其他潛在投機分子做出一個用構陷、撕咬他人謀取個人成名之利的示范。

          老胡在說笑話了,試問,哪個犯罪的腐敗分子不是在中國體制內成長起來的?如果不是正義的行為,為什么會迅速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文藝的批評界線又是什么?毛主席說:"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談到文藝工作存在的問題時說:“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丑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惡不辨、以丑為美,過度渲染社會陰暗面;……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否則文藝就沒有生命力。”

          老胡誣蔑別人扣政治帽子,而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卻任意打棍子,扣帽子,惡意攻擊起訴莫言的人是“用嚴重政治定性打擊、迫害文學創作者”、“撕咬他人謀取個人成名之利”等等,這樣的罪名難道不是在扣“政治帽子”?

          老胡在文章中說:“文學批評是爭鳴,是各抒己見,而不是要扣政治帽子,對人搞無情斗爭。”請問老胡,什么叫無情斗爭?通過法律程序起訴莫言叫“無情斗爭”嗎?那么按照老胡的邏輯,所有通過法律程序起訴的行為都是搞無情斗爭。那還要法律做什么?

          在老胡文章的最后一個自然段中寫道:起訴莫言代表的是關閉和收縮,是極端化的“政治正確審查”,是對黨領導憲法秩序下寬松和自由的沖擊破壞。用這么嚴厲的詞句來認定起訴人的行為,這不是扣政治帽子又是什么?請老胡一定要記住中國的古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無論老胡如何狡辯,如何護犢子,我們還是要通過事實來求證是非曲直。

          二、歌頌誰,揭露誰?

          既然是起訴莫言并指控他的作品涉嫌“侮辱革命先烈,美化侵華日軍”那么,我們可以從莫言的文章中看看到底有沒有侮辱革命先烈,美化侵華日軍的事實。

          毛主席在“實踐論“一文中說: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在中國抗日戰爭歷史時期,對于日本侵略者和八路軍來說,是兩個相互對立的階級陣營。對于一個文人,在寫文章記敘和描寫抗日戰爭時期誰是正義,誰是非正義,這就是階級立場問題。如果站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立場上來寫,一定是歌頌中國共產黨,歌頌八路軍,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丑惡;而如果是站在日本侵略者的立場上來寫,則是歌頌日本侵略者,丑化中國共產黨,丑化八路軍和中國人民。

          莫言曾經說過:我認為文學作品永遠不是唱贊歌的工具。文學藝術就是應該暴露黑暗,揭示社會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類心靈深處的陰暗面,揭示惡的成分。

          莫言這段話沒錯,問題是歌頌誰?揭露誰?什么是不公正?什么是黑暗,什么是惡?這些問題,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解讀。如果莫言是站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立場上來寫小說,必然會歌頌和贊美中國共產黨,贊美八路軍,贊美中國人民的抗日精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丑惡和暴行,這是每一個稍微有良知的中國人的共識。反過來說,如果莫言是站在人民大眾的對立面的立場上來寫小說,歌頌日本侵略者,宣揚丑惡,丑化八路軍也是一種必然。而莫言的小說中確實有刻意美化日本侵略者,宣揚丑惡,丑化八路軍的事實。

          這樣就怪不得有人起訴莫言在小說中“侮辱革命先烈”、“美化侵華日軍”了。

          三、依據法律條文來看的莫言文章的性質

          《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第二條 國家和人民永遠尊崇、銘記英雄烈士為國家、人民和民族作出的犧牲和貢獻。

          第十八條 文化、新聞出版、廣播電視、電影、網信等部門應當鼓勵和支持以英雄烈士事跡為題材、弘揚英雄烈士精神的優秀文學藝術作品、廣播電視節目以及出版物的創作生產和宣傳推廣。

          第二十二條 禁止歪曲、丑化、褻瀆、否定英雄烈士事跡和精神。

          第二十五條 對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的行為,英雄烈士的近親屬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英雄烈士沒有近親屬或者近親屬不提起訴訟的,檢察機關依法對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第二十七條 ......褻瀆、否定英雄烈士事跡和精神,宣揚、美化侵略戰爭和侵略行為,尋釁滋事,擾亂公共秩序,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毛主席說: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支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八路軍是抗日戰爭中的英雄部隊,可以這樣說,沒有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的堅持抗戰,中國早就滅亡了。八路軍有功于國家,有功于人民,八路軍的英烈們必須受到國家“英雄烈士保護法”的保護。

          莫言的小說到底寫了什么,很多人沒有看過,也不屑去看,要不是現在有人起訴莫言,我從來不關注這類類似《傷痕》文學的小說,因為這類小說充斥著謊言,全靠造謠誣蔑,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無恥下流的內容來博得不明是非讀者的眼球,不是工農兵群眾喜愛看的小說。

          如果不起訴莫言,《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四、起訴莫言是因為莫言寫的文章涉嫌違法

          我們來看莫言的小說中究竟寫了啥?

          在小說《紅高粱家族》中,有三支抗日隊伍:土匪余占鰲的隊伍、國民黨冷支隊長的隊伍、八路軍游擊隊(隊長綽號江小腳)。

          三支隊伍中,余占鰲一心抗日,戰功累累,而另外兩支隊伍則總是在戰斗結束之后前來搶奪武器。

          余占鰲第一次伏擊日軍成功,繳獲不少槍支彈藥,江小腳和冷支隊長先后來到,找余占鰲敲詐戰果。

          小說是這樣描述的,爺爺說:“媽的,我全不信你們(指八路軍膠高大隊),聯合,聯合,打鬼子汽車隊時你們怎么不來聯合?鬼子包圍村莊時你們怎么不來聯合?老子全軍覆滅了,百姓血流成河啦,你們來講聯合啦!”

          爺爺別別扭扭地掏出槍,瞄得那在萬千人頭中沉浮的土八路腦袋,勾了一下槍機,子彈正中眉心,兩顆綠色的眼球像蛾子產卵般順暢地從他的眼眶里跳出來。爺爺覺得,這個人的臉像一條漫長的道路,路上鋪滿土黃色的傲慢灰塵,灰塵中彌散著狡詐的狐貍氣味。這張臉上打著鮮明的土八路的印記,是膠高大隊!江小腳的人!土八路!

          莫言在小說中也學會了日本鬼子和國民黨反動派一樣的口氣罵八路軍地方武裝為“土八路”,小說中誣蔑八路軍不是打鬼子,而是在搶武器,再看看這段描寫:

          “同志們!沖上去,搶奪武器!”八路在人群里大喊。

          爺爺看到了,在亂紛紛的人海里,土八路臉上鮮明的特征。他們像溺水的人一樣拼命掙扎著,他們臉上那種貪婪兇殘的表情令爺爺心如刀絞,往日里慢慢滋生的對八路的好感變成了咬牙切齒的憎恨,爺爺準確地打碎一張又一張這樣的臉,他自信沒有枉殺一人。

          老鐵板會員眼里的淚水被憤怒的烈火燒干了,他昂著猙獰可怖的頭顱,對著同樣被細麻繩反剪了雙肩的膠高大隊衣衫襤褸的隊員們咆哮著:“畜生!你們有本事打日本去!打黃皮子去!打我們鐵板會干什么!你們這些漢奸!里通外國的張邦昌!秦檜……”

          膠高大隊采納了成麻子的計策,趁著暗夜,偷走了我父親和爺爺釘在村里斷壁殘墻上的一百多張狗皮,又盜走了爺爺藏在枯井里的幾十支鋼槍。他們依樣畫葫蘆,四處打狗,補充了營養,恢復了體力,籌齊了避寒衣——每人一張狗皮。那年的漫長寒冷的春天里,高密東北鄉廣闊的大地上,出現了一支身披狗皮的英雄部隊。大隊長江小腳身披一張碩大的紅狗皮——那一定是我家那條紅狗的皮,走在隊伍前頭,小腳蹀躞,狗毛翻滾,粗大的狗尾巴夾在雙腿間,狗尾巴梢尖拂動著地面。成麻子披著一張黑狗皮,胸前掛一個布袋,布袋里裝著二十八顆手榴彈。他們披狗皮的方式都是一樣的:狗的兩條前腿皮用麻繩捆扎,套在人的脖頸下;狗皮的肚腹兩側,穿兩個洞,拴兩條麻繩,兩根麻繩在人的肚臍處打結。膠高大隊因為人人身披狗皮,確實像亢奮的狗群一樣往敵營沖去……

          膠高大隊是一支英雄的抗日隊伍,卻被莫言描寫成了身披狗皮、口學狗叫,狂沖濫打的一群小丑,可見莫言對八路軍是多么地仇視。

          書中描寫“二奶奶”面對日本兵時候的一段,看似在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丑惡,實際上這是用鎮住日本兵的“獻身精神”來侮辱中國婦女同胞的形象。

          在《豐乳肥臀》中第四章第七節,莫言刻意地敘述八路軍的公安人員和民兵拷打“我”(上官金童)和他的母親(上官魯氏),逼迫她承認“長期窩藏高密東北鄉頭號反革命分子,血債累累的兇手,人民的公敵司馬庫”。

          文章中寫道:“黝黑的鄉村夜晚,一所深宅大院盡頭的陰暗破爛房間里,掛著幾盞汽燈;擺著皮鞭、棍棒、藤條、鐵索、麻繩、水桶、掃帚;一群捆人吊人的行家里手,把白發蒼蒼、臉腫得透明的老母親和她的兒孫們,反剪著胳膊高高地吊在房梁上;他們難耐刺骨的疼痛,掙扎、哭嗦、哀鳴,汗水從他們身上涌出,雜亂的頭發里蒸發著雪白的霧氣,昏死了、癱瘓了,才被放下,用涼水潑醒……”這段描寫,不是日本人、還鄉團在迫害老百姓,而是八路軍在迫害老百姓。

          司馬庫是上官魯氏的二女婿,國民黨還鄉團團長。司馬亭和司馬庫帶著還鄉團趕走了共產黨八路軍,群眾歡天喜地,夾道歡迎還鄉團,司馬亭和司馬庫,為了慶祝把八路軍(爆炸大隊)趕出大欄鎮,就殺豬、殺牛煮成一盆一盆的豬牛肉,擺大村中間的一排桌子上,還從地里挖出好些大缸陳酒,放在擺肉的桌子旁邊,叫人盡管喝酒,盡量吃肉,盡情歡樂!還鄉團還把蛟龍河上的冰炸開許多大窟窿,讓群眾捕魚改善生活。

          司馬庫趕走八路軍的時候,笑得前仰后合,幾乎從駱駝上歪下來。他拍打著駝峰上那撮毛,對著兩側的騾兵和他身前身后的眾人說,“你們聽到他在噴什么糞?根據地?做客?土駱駝,這里是老子的家,是老子的血地,我娘生我時流的血就在這大街上!你們這些臭蟲,吸飽了我們高密東北鄉的血,是時候了,你們該滾蛋了!滾回你們的兔子窩,把老子的家讓出來。”

          幾年之后,當爆炸大隊改編成一個獨立團殺回來時,司馬支隊那些被槍斃的士兵和軍官,無不感到委屈。在莫言筆下,司馬庫是個英雄好漢,司馬庫夫妻打走了八路軍來感謝母親,在她“乳溝里灑上了法國巴黎生產的紫夜牌香水”,司馬庫還對她說:“老岳母,感謝您為司馬家護住了這條根,從今以后,您就等著享福吧,高密東北鄉是咱們的天下了。”

          在莫言的筆下借司馬庫的口中“這些臭蟲,吸飽了高密東北鄉的血”來丑化(八路軍)。

          母親并無異議,對辛苦撫養他的兒子也沒有半點牢騷,只是對司馬庫的妻子說:“你要真有孝心,就給我圖下幾擔谷子吧,我是餓怕了!”

          一年后,八路軍又打回來了,還鄉團被殲時,莫言特意寫明白,司馬庫在危急中仍然關心人民,對著手下人大叫:“投降吧!兄弟們,別傷了老百姓。”

          于是老百姓和國民黨俘虜一起關進了風磨房,就連“我”(金童)這樣的小孩子也不放過,幾乎要“殺全家”了。

          在莫言的筆下,八路軍鐵路爆炸大隊的號手馬童,認了二十多個干娘,淫亂鄉里,而那些干娘們一見到馬童就雙乳抖動,恨不得將奶頭塞到馬童的嘴里,最后馬童被槍斃了;馬童死后,馬童的爺爺,一位清朝的舉人,過來拍著馬童的棺材板,嘲諷共產黨八路軍“抗日抗日,花天酒地”;八路軍戰士啞巴五兄弟,原來是兇狠殘忍的土匪,加入了八路軍革命隊伍后,啞巴五兄弟在莫言的筆下仍然也是殺人狂魔,是雙手沾滿鮮血的惡人。莫言描寫了八路軍爆炸大隊的班長孫不言(啞巴)如何強奸了三姐上官領弟,又寫了當地抗日的雜牌(地方)游擊隊——黑驢鳥槍隊的幾個隊員,竟在教堂里輪奸了上官魯氏(即母親),還有爆炸大隊的政委魯立人,則將僅僅十二歲的五姐上官盼弟,當成了床上玩物,并且有赤裸裸的淫穢描述的文字(二人以后才正式結了婚)。同時,小說中也沒有一處具體表現八路軍爆炸大隊如何與日軍作戰,如何打敗日軍取得勝利的場面,更不見八路軍或當地黨組織如何保護人民群眾,為群眾做出什么有益的事情,倒是日本軍隊在心甘情愿地為老百姓做好事。高密東北鄉成了人民天下后,她們全家被吊打,兒子(金童)被趕出學校,因奸尸罪被判刑15年,到了改革開放時期,她還因為不肯遷居,遭到捆打……

          莫言借磨房里一只白毛老鼠的話來點明,這是“強者為王,弱者為賊”。還特意描寫了一場蛇吃鼠的猙獰狀。

          《豐乳肥臀》中,莫言描寫在革命根據地的高密東北鄉興起所謂“寡婦改嫁”,把寡婦們“像分配母雞一樣”分配給鎮上的光棍漢時,連腿上生著毒瘡的杜瘸子都分到了一個面皮白凈,眼里有蘿卜花的年輕寡婦。那寡婦看到杜瘸子那條像爛藕一樣的病腿,不由地淚珠滾滾,哭著向一個身材高大的女干部求情免嫁,女干部不耐煩地說:“哭什么,腿流膿怕什么?”頭發花白的母親也難以幸免,被分配給了司馬亭,當母親苦笑著對女干部說:“閨女,他弟弟是我的女婿。”回答是:“那有什么關系?”

          過去國民黨反動派誣蔑共產共妻,滅絕人倫,也只是流于空洞的叫囂,當時沒有一篇文學作品予以具體地描述。幾十年后,莫言卻在迎合當初國民黨反動派的宣傳理念寫成了小說。

          國共兩黨幾十年的斗爭,誰是誰非誰得到人民的擁護,誰給人民帶來災難早有定論,莫言卻不顧歷史事實,把人民的苦難全都推給共產黨,用心何其毒也!

          莫言在描寫日本侵略軍時用的卻是另一種筆調,本性殘忍的日本鬼子,居然發現一個正在分娩的中國產婦,然后就“救死扶傷”地派溫情款款的軍醫幫助接生,及時救活了產婦和嬰兒,這不是美化日本侵略軍是什么?

          莫言在小說中寫到日本鬼子兩次侵犯大欄鎮,卻沒有一次提到日軍燒殺光擄掠,污辱和強奸婦女的罪惡,而是描寫得軍紀嚴明,個個潔身自律,秋毫不犯,并通過普通人物的語言來表白“日本人不是爹生娘養的?他們跟咱這些老百姓無仇無怨,能怎么樣咱?”莫言至今還沒有忘記宣揚“大東亞共榮圈”的精神。在小說中,莫言站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立場上,和中國人民開了一個多么謊謬的國際玩笑!

          在《生死疲勞》中有個地主叫西門鬧,莫言描述他并不壞,甚至說是個大善人,靠自己的雙手發家致富,一大早就要去拾糞,“大老遠就能聞到狗屎的氣味。一個地主,如果對狗屎沒有感情,算不上個好地主。”正是憑著這種對狗屎的感情,他成了地主。“高密東北鄉的每個窮人,都吃過我施舍的善糧。我家糧囤里的每粒糧食上都沾著我的汗水”。他救了藍臉的性命。這樣的一個地主,就因為他有地,于是他就成了壞人,被槍斃。”

          在莫言筆下,凡是地主、還鄉團、日本人(所有人民的敵人)都可以是好人,都可以擁有正面的形象,唯有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形象是負面的,人民群眾的形象是愚昧麻木的。

          莫言在歌頌誰,丑化誰,這不是昭然若揭么?

          五、結論

          莫言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與莫言的文章有關系。全世界的人者知道,諾貝爾和平獎和文學獎是為西方國家政治服務的,沒有西方政治背景或者說不符合西方國家的價值觀是得不到這兩種諾獎的。要知道,僅憑瑞典這幾個文學獎評委,能評出什么好作品,他們本身的文學水平不見得如何高,又如何來評價全世界的文學獎呢?臺灣的李敖先生曾經這樣評價諾貝爾文學獎的:“因為提名兩個字太容易了,可是入圍就很難了,得獎當然更難了,為什么呢?因為你要出賣自己的祖國,你才有機會得獎。”

          所以,按照李敖先生的話說“除了蘇聯文學家寫的那本《靜靜的頓河》是贊美蘇聯以外,其他都是要和自己的祖國作對,現在流行這樣子,要出賣你的祖國,這些洋人才高興”。洋人滿意才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我勸老胡一句,年齡大了,不要動不動就動肝火,象吃了炸藥一樣,給與自己意見不合的人們打棍子,扣帽子,這完全玷污了文人的名聲,實在是“有辱斯文”。人們按照規定程序向政法機關起訴是扣政治帽子嗎?那天下所有打官司的原告不都是扣政治帽子?老胡,你太敏感了,我發現你只要看到和你價值觀不同的人群,你就會對別人打棍子,扣帽子,以勢壓人,完全是一副“文痞”的姿態。不過這次老胡的表現還是比較好,沒有給別人扣上“極左”的帽子就萬幸了。千萬不要把自己看作是老子天下第一,有話好好說嘛。

          人們按照法律程序起訴莫言只是為了維護法律正義,不是扣政治帽子,請老胡不要亂扣政治帽子。

          【文/賀濟中,紅歌會網專欄作者。原題:賀濟中:起訴莫言是為了維護法律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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