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涅附言:因為某種機緣,余涅獲得了毛遠新老師撰寫的《關于“一生干了兩件大事”的說法》一文。在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后,發表在這里。題圖與文中照片為余涅所加。
關于“一生干了兩件大事”的說法
毛遠新
(初稿:2009.02 修訂:2024.02)
關于毛主席說他自己一生干了兩件大事的說法,經常見到有人引用說事,也有人把它說成是臨終遺囑。許多朋友問我是什么時候談的,是怎么談起的。我的回答是:“這個談話我不知道。在1975年10月之前,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沈陽,所以不知道。同年11月后,我大部分時間在主席身邊,卻從沒聽他說過。我是從秦城監獄出來后,才從一些材料中看到的。”
這個說法有很多版本,其中有具體時間、地點、參加者的說法是:1976年6月15日,離主席去世前不久,他找了華國鋒、葉劍英、王海蓉等人談的。我只對這個說法,僅僅對這個說法,談點個人看法。
(一)
從1975年11月,直到主席去世,我是他與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如果主席專門找了華國鋒談這些話,那應該是1976年初周總理去世,華國鋒任代總理以后的事。那時,葉帥因身體原因休息,中央決定由陳錫聯主持軍委工作之后,除了主席病危搶救過來后,政治局成員集體來到主席床前,一一和主席問候外,主席沒有再專門找葉帥談過話。
除了陪同外賓去見主席后,華國鋒會單獨留下來向主席匯報工作外,主席沒有專門找華國鋒談過話,許多事主席都是要我去向華國鋒傳達談的。唐山地震后,主席住的游泳池也出現了多處裂縫,華國鋒曾要我去勸說主席搬到202新房子去,他說主席說話他已經聽不明白了。他提到一次送走外賓,他向主席匯報工作后,主席對他說“你辦事,我放心。”連這么簡單的話,他都聽不明白,還要主席親自動手寫出來。我當時完全相信華國鋒說的話,因為主席對他主持政治局對天安門“四五事件”的處理很滿意,說:“華同志處置果斷。好!”由此,主席提議撤消鄧小平一切職務,提議華國鋒任總理,黨中央副主席,并提交政治局討論通過。
關于王海蓉,除外事活動可能陪同外賓去見主席,這是她在外交部分管禮賓工作的職責所在,但她肯定不可能參與這一類談話。主席在1975年9月底就對我講過,外面流傳的許多關于他批評江青的話,有些確實是他說的,有些不是他說的,是“兩位小姐”,主要是王海蓉的話。后來主席還對我說:“船要沉了,耗子離船上別人的船了。她后面有人,怎么當的副部長,我都不曉得。”并說:“唐(唐聞生)比王好。太單純。”
天安門“四五事件”后,主席指示汪東興,要中辦將“兩位小姐”擔任聯絡員期間,主席談話的所有原始記錄及主席因說話困難,親筆寫的手跡原件全部收回,并交由我保存。當汪東興親自到我家向我傳達主席指示,并將中辦收回的全部資料移交給我時,我認為主席對王海蓉已完全失去信任。資料中就有主席當年批評江青時,親手寫的“四人幫”三字原件。1975年9月底主席曾對我講過,他批評不要搞上海幫的同時,也批評了不要搞北京幫、廣東幫,政治局要團結。從唐聞生的原始速記記錄中,也得到了證實。我理解主席要我保存這些資料,是他擔心有人會利用王海蓉,借口他對江青的批評,打倒江青,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這也是主席要我留下來頂替她擔任聯絡員的主要原因。所以,王海蓉不可能參加1976年6月15日的談話。
(二)
我與主席對話,1975年9月底還能聽懂一部分。當時主席用手指自己的咽喉部對我說:“(這里)不聽指揮啦。”又伸出兩個指頭指著自己的雙眼說:“雙目失明,看不見了,苦哇……”又說:“一只眼睛作了手術,又看見了。”隨后,他戴上眼鏡,隨手拿起一本當天的《參考資料》,把一篇兩頁紙的外電報導,像小學生朗讀課文一樣,從頭到尾給我唸了一遍,然后很得意地對我連連點頭,顯示他又能看見后的興奮之情。
當我匯報海城地震時,主席說:“據說有預報,損失不大。”我說,發了預報后,我更加緊張,擔心地震如果長時間不來,不僅影響正常生活生產,群眾在零下十幾度的雪地過夜,會凍死凍傷人的,省委將無法面對關東父老。主席說:“那也沒什么了不得的,無非是后人,給你編個遼人憂地的故事。”其中“遼人憂地”四字我就沒聽明白,聽成了“遼寧有地(震)”。我問他,那能給我編什么故事?主席搖搖手說:“不是憂天”,并向上指了指天花板,“是憂地”,又向下指了指地板。我明白了,問他:“你是說不是杞人憂天,是遼人憂地,是嗎?”主席微笑著連連點頭。
我有一年多時間沒見主席了,我發現他不僅說話困難,吞咽也困難,有時喝口水就嗆得咳嗽不停。但是他的腦子很清楚,只是已無法用口語清楚表達了。開始主席叫張玉鳳來幫忙解釋,但涉及到具體人名地名、成語典故、政治歷史事件等詞語,她不如我熟悉,主席就不再叫她了。我從小在主席身邊長大,雖然現在他說話很難聽明白,但根據他的口型和歷來常用的手勢,聯系到當時談話主題,大體上還能初步判斷他想要表達的意思。我就學張玉鳳的辦法,主席講完一段,我把他的話向他重復一遍,問他是不是這個意思,在他點頭認可后才能確定。
1975年12月以后跟我談話,主要內容基本上都是主席在便箋紙上用鉛筆親手寫了。當時看到主席病重到說話都困難,我很心痛難受。但后來我被關押到秦城,硬說批鄧是我和江青合伙搞的陰謀,是我假冒偽造了主席指示。幸虧我的保險柜里有大量主席與我談話時他的親筆原件,最后審判我時就不再提這項罪名了。
如果說,主席是在1976年6月15日說他一生干了兩件大事,其中還有什么“蓋棺定論”、“血雨腥風”等等詞語,當時肯定沒有人能聽懂,談話約有一百多字,主席在便箋紙上至少要寫十來頁。而6月中旬,主席不僅說話困難,連握筆寫字也非常困難了。所以,除非拿出當時主席親筆書寫的原件,那個談話的真實性才可以得到證實。
(三)
1976年6月下旬,主席心肌梗塞搶救過來后,就臥床不起了。為便于醫療組工作,主席的床,從只有十多平米的臥室遷到書房兼會客的大廳中央。當時,主席指定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汪東興四個人在游泳池他身邊輪流值班,并要我從豐澤園遷到游泳池去住,我就在他身邊不遠的一間更衣室內臨時安了張床。
大約在6月底,醫療專家組經過會商,向華、王、張、汪四人和我匯報了主席的病情及下一步的治療方案。華國鋒提出把專家組的意見向主席作個匯報。我們五人來到大廳主席病床的右側,他們四人站在主席腿腳那邊,我站在主席的頭這邊。先由華國鋒匯報專家組的意見,他濃重的山西口音,主席聽明白了的話就點點頭,聽不明白的話,就仰起頭望著我,我就把華國鋒的話再重復一遍,主席點了頭,表示他聽明白了。
華國鋒匯報完畢,主席當著他們四個人的面,仰起頭望著我,用手指了指他們四人對我說:“(他們)要……”他伸出張開五指的右手,然后五指向上并攏,上下晃動兩下。我問主席:“你是說‘他們要團結’,是嗎?”主席微笑著點了點頭。然后他抬起手掌左右搖了搖說:“不要……”接著將合攏五指的右手伸出,手心向上將五指張開,上下晃了兩下。我問主席:“你是說‘不要分裂’,對嗎?”主席又微笑著點了點頭,然后指著我,手指再轉向他們四人,我明白主席是要我把他剛才講的話,向他們四人傳達。我對他們四人說:“主席說:‘你們要團結,不要分裂’。”主席微笑地望著他們四人連連點頭。
華國鋒首先表態:“請主席放心,我們一定堅持團結,不會分裂的。”我把華國鋒的話向主席重復了一遍,主席笑容滿面,不停地點頭。其他三人也都表示要堅持團結,不會分裂,請主席放心。
我從秦城監獄出來后,看到過許多版本的所謂主席臨終遺囑,甚至還有什么中央領導預定成員名單之類,全都是編造的。主席病危期間,躺在病床上對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汪東興四人說:“你們要團結,不要分裂。”那是主席臨終前,最后一次對他親自指定的中央主要領導集體,當面正式提出的指示和要求,是不是應該算作是主席最后的遺囑呢?
(四)
我個人認為,如果主席在世時確實講過一生干過兩件大事,也不大可能會像現在流傳的那種口吻和說法。主席談到中國革命歷史,除了一些具體的事,他會說他自己作了什么外,對于重大歷史事件,例如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這類重大歷史階段,我從來沒聽他說過是他“自己”干了這些事,他總是說“我們黨”干了什么什么事。
1971年5月,中央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期間,主席曾對我講過:“建黨五十年嘍。五十年來,我們黨也就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務,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任務。”我個人認為,把蔣介石趕到臺灣,不過是民主革命的一個部分,即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動文化大革命,也只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部分。所以,如果非要說他說“干了兩件大事”,主席很可能會說,一是我們黨領導完成了中國民主革命的任務,二是我們黨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
1966年8月中旬,主席把我從在云南戰備值班的導彈三營叫回北京,要我去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實踐鍛煉。由于當時我對文革初期許多現象很不理解,同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主席在中南海家中和釣魚臺8號樓與我談過幾次,他對我說:“社會主義革命是從合作化開始的,到目前也只完成了所有制的改造任務,而整個上層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等意識形態各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才剛剛開始,萬里長征才邁出第一步。”
我從小學到大學畢業,主席從來沒給我講過建國后黨內的路線分歧和斗爭,我只知道中共和蘇共之間存在著嚴重的路線分歧和斗爭。我是第一次聽到他講我們黨內的路線斗爭,講黨內存在兩個司令部。
記得當時主席說:“民主革命的任務,是由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提出來的,就是反帝反封建,打倒列強,平均地權。這也是我們黨的初級綱領,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進行北伐。由于蔣介石及國民黨右派的背叛,對我們黨進行了四一二大屠殺,這才有了我們黨替代國民黨,擔負起領導中國民主革命的任務,進行了十年的土地革命。盧溝橋事變后,反帝成為主要矛盾,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進行了八年的抗日戰爭??箲饎倮螅Y介石撕毀兩黨達成的建立聯合政府和平建國的協議,發動了內戰。我們黨又領導了推翻代表地主階級及帝國主義利益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政權,進行了解放戰爭,我們稱之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新中國的建立,確切地說,在大陸,除西藏外,完成了土地改革運動;在朝鮮,把美帝國主義打回到三八線以南,抗美援朝的勝利,標志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的完成。
主席說:民主革命任務完成后,還要不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從合作化開始,黨內就有人反對。他們的思想仍舊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以為奪取了政權,完成了土改,黨的革命任務就完成了,只剩下搞建設發展生產力了,不贊成搞社會主義革命。黨內的路線分歧就是從合作化開始的。
民主革命的勝利,不過是我們黨替代國民黨,領導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實現了我們黨的初級綱領,沒什么了不得的。而土地改革,不過是由少數地主占有大塊土地的私有制,變成了多數農民分別占有小塊土地的私有制。歷史的經驗,用不了多久,土地等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必然會導致兩極分化,產生新的剝削階級,廣大工農勞動群眾又會變成被少數人剝削壓迫的對象。率先完成土改任務的山西、東北等老根據地,已經向中央報告出現了這類問題。為了大多數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改造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消滅階級壓迫和剝削,也就是說,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將來實現共產主義,才是我們黨從建黨那天起就立下的奮斗目標。
主席說:早在二十年代,蔣委員長就說過,社會主義那套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不適合中國的國情,發動了對共產黨人的大屠殺。如果完成民主革命任務后,不再搞社會主義革命了,那國共兩黨爭斗了幾十年,犧牲了那么多烈士,也不過和歷史上改朝換代一樣,只是換一撥人當權,換湯不換藥,最后還是少數人剝削壓迫大多數人。那樣的話,還是蔣委員長說對了,也屠殺對了,而中國共產黨從誕生那天起就是完全錯誤的。
國共兩黨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發展生產力。任何階級的政黨上臺,都是要發展生產力的。兩黨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分別代表了不同階級的利益,是為中國大多數勞動人民謀利益,還是為少數有錢有勢的人謀利益。要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就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在民主革命任務完成后,還要不要繼續革命,是國共兩黨斗爭的繼續。
主席說: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遠比民主革命任務更加艱巨更加困難,它不僅要改造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還要進行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要觸動幾千年來人們頭腦中的私有觀念。真正的共產黨人,特別是黨的干部,包括你也包括我,要帶頭和自己頭腦中的私有觀念作斗爭,從而帶動和教育廣大人民群眾不斷改造思想,逐步與私有觀念進行決裂。同時,要批判黨內一小部分人,只講發展生產力,卻在維護少數人,特別是黨內當權派小集團和個人的利益,反對繼續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社會主義革命,就是要斗私批修。
社會主義革命,我們黨也不過僅僅完成了所有制的改造,而在整個上層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等意識形態各領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反映到黨內,就是要不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兩條不同路線的斗爭。如果共產黨不繼續革命,所有制改造取得的成果還會倒退回去,將出現新的地主資本家,黨內將出現新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利益集團,中國將重新淪為帝國主義的附庸,廣大勞動人民將從國家的主人,重新成為資本家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剝削對象,成為有錢有勢的少數人的雇傭奴隸。
主席說:斯大林是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1936年蘇聯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后,他犯了個錯誤,宣布蘇聯的剝削階級已經消滅,也不可能再產生。階級矛盾沒有了,革命任務也就沒有了,蘇聯共產黨的任務就只剩下向科學技術進軍,發展生產力了。斯大林晚年已經察覺到這個錯誤。赫魯曉夫上臺,一邊徹底全盤否定斯大林時期的偉大成就,一邊利用并擴大了斯大林的錯誤,不承認在上層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等意識形態領域還存在階級矛盾,不承認蘇共領導層正逐步蛻變為特殊利益集團,不承認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陰謀,完全喪失警惕,走上了復僻資本主義的道路。我看吶,蘇共的前途,無非兩種可能,一是蘇共自己起來革自己的命,重新回到代表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的社會主義道路上來。一是蘇聯人民起來革你蘇共的命。我們全黨同志,都要從蘇共領導集團蛻化變質的歷史中,認真吸取教訓。
我們一些老同志,總喜歡把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就是民主革命時期,自己立過什么功勞掛在嘴邊,而不講講,自稱信仰馬列,宣誓為廣大勞動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服務的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革命中,你又立過什么功勞?客觀現實是,黨內一部分人官越作越大,特權越來越多還不滿足,甚至貪污腐敗,以權謀私。他們離人民群眾越來越遠,甚至走向群眾的對立面。遇到點困難和挫折,就想否定合作化以來的社會主義革命,主張倒退回去。他們不明白,如果不在上層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等意識形態領域,繼續進行斗私批修的社會主義革命,任由資產階級思想泛濫,黨內一小部分領導人會蛻化變質,形成特殊利益集團,成為新的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滲透和鼓動下,中國也會像蘇聯一樣,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到那時,你那些功勞遲早都將被人當作罪行進行清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