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文藝（包括文化）事業不能過度依賴文字及其衍生工具去承載

　　中國的文藝（包括文化）事業不能過度依賴文字及其衍生工具去承載

　　――與左翼諸同志探討

　　一篇小說他當然用文字去表現的，一篇報告文學當然是用文字去表現的，一部歌劇他是用喉嚨、樂器、動作和表情去表現的，但是他得有個腳本，該腳本當然也得用文字，因此歌劇可以稱為用“文字的衍生工具”去表現，電影應該也屬其類；而音樂、舞蹈、繪畫等則不能歸屬其類。

　　直接用文字工具去表達的可一一列數，可是用“文字的衍生工具”去表達的作品類型究竟包含哪些？肯定多得去，我估計很少有人去研究過；事實上究竟哪些是？哪些不是？實在是界定困難，比如一首歌曲，他得有曲和詞，你把他看作“文字的衍生工具”所作嗎？可在一般人心目中，歌曲的表現力截然不同于文字工具所表現，歌曲的署名上往往也是曲作者排前詞作者排后（我以前好像看到一篇專利局小青年寫的文章討論歌曲的署名權問題，應該曲作者在前呢還是詞作者在前，非常有趣，那時不懂，不記得說些啥了）；象歌曲之類兩難界分的多得去了，事實上“詩歌”誰是誰還會演變呢，在中國上古是專門用來吟唱的，可是今天完全屬于文字工具的產品了。好在今天咱不討論這個，有點專業味，事實上我也把意思說清楚了。

　　進入中國文化發覺一個頗為有趣現象：上古中國對“律”非常重視，那時的文字可能還未誕生或者剛剛啟蒙。這里的“律”是個專門范疇，涵蓋的內容非常廣，比如有聲、音、樂等等好多，當然還有各種“器”（樂器、禮器），上古時代對聲、音、樂、律的看重程度顯然遠遠高于后世，“律”本來就是陰陽調和和五行運行的一個專門范疇，《尚書》等上古史書明確記載，黃帝、堯、舜時期有專門的律官或樂官，比如《呂氏春秋·古樂篇》中有這樣一段話：

　　――【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吹曰含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黃帝又令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

　　正史二十四史對“律”這個范疇是專門獨立設置記錄的，這種重視程度直到春秋戰國時代仍可窺見一斑，孔子本人被稱“音樂家”并非浪得虛名，他可以因為一首好聽的歌而“三月不知肉味”，中國文明一向稱“禮樂文明”――何以一個文明竟與“樂”關聯并命名。

　　我們后世無法弄明白的，事實上到了后世，他的重視程度似乎在降低，在遞降――我們可以讀歷史讀出來的么，以至我們后世對聲、音、樂、律等范疇的理解，已幾乎把他歸到唱歌跳舞大類中去了，比如有個詞就叫“娛樂”嘛，他當然不是上古至孔丘時代的那個，雖然名詞術語還是同一個。

　　顯然，這是文明和文化演化的內稟原因造成的，聲、音、樂、律是民族意志的重要載體，極其重要的載體，他在國家生活中重要性的遞降，很可以看作民族意志的消退消減，是一種標志性的東西；與“禮·樂”文明相關聯的那個“樂”最后被歸類到“唱歌跳舞”大類，顯然已分屬兩個不同的認知主體――他們血緣基因生命體還是同一個，但在文化上已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民族（這個說法有點冒犯，沒惡意，請諒解）。

　　民族意志的消退消減同時還伴生一些現象，比如智力的退化。比如我們還注意到一個現象，上古到春秋時期華夏人非常重視“邏輯”以及“形而上”純思辨的東西，沒有“形而上”純思辨就不可能產生“道”這個概念，這個大家都懂。同時人們注意到，到了春秋時期中國人獨立發展出了“形式邏輯”叫做“墨辯”，他在當時的智力程度與古希臘和古印度在同一個水平，是當時世界三大邏輯體系之一，古希臘曰“邏輯”，古印度曰“因明”?，F代“形式邏輯”中的重要概念和術語在“墨辯”都已出現和對應，比如“概念”（名）、“判斷”（辭、言、盡、或、假、必、且）、“推理”（故、理、類、辟、援、推、或、假、效、侔）等，通過“辯”這個術語的一級統籌基本形成一個架構和體系，基本與現代形式邏輯形成完整對應，是當時三大邏輯體系中最具形式化的完備體系。

　　同樣離奇的事情是，與聲、音、樂、律的消退一樣，春秋時代達到頂峰后“墨辯”也逐漸消退消亡，作為一種死亡的遺骸存留在《墨子》一書中，直到近代恢復，這就是史稱的“墨辯的沉淪”。“道”也只是個死名詞被保存在語言和文本中，其真正意義實已難考。

　　以上諸種，反映出華人民族意志的消退和種族智力的退化，原因當然非常多也很復雜，非三言兩語可說，對音律的消亡，我的一個解釋是“功能遮蔽”說，經常在網絡空間與朋友們探討。

　　一個先天瞎子，他的聽力及辨音辨聲能力往往高于平常人，一個先天聾子，他的視覺和察言觀色能力往往高于平常人；這種事情多得去，科學上就有個普遍法則和信條：一組關聯功能，其中某種功能的進化和發展，很可能抑制其他相關功能的生長發育，這是從人的進化過程得出的：人從猿類進化而來，他的智力飛速發展而肌肉能力逐漸退化――這就是我說的“功能遮蔽”說。

　　古代中國漢字功能非常發達和強大，竟導致非漢語民族也能使用他與漢語或其他非漢語民族相互交流，這是其他文字系統見不到的；過于發達的漢字系統很可能壓抑了其他交流表達工具和功能，比如所說“聲、音、樂、律的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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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經常表達的觀點。

　　近來與左翼諸同志討論，對一個現象感到擔憂，現在的文藝界越來越偏離“延安文藝座談會”指明的方向，這已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了，事實上越來越不堪；于是想起以上話題，恰昨天發表了《“和統”不能沒有武備，“武統”不能沒有文攻，二選一承諾不實際》（請編輯加個鏈接），其中提到民族意志的消退對兩岸統一的消極影響。這兩個話題八竿子打不著，但我想了想還是有點意思，于是擬就文稿。

　　文藝界越來越偏離“延安文藝座談會”指明的方向，這是看問題的一個維度，也可有其他維度。文藝界（擴展一點包括文化界）過多偏重文字及其衍生工具來表達，這很可能造成“功能遮蔽”，這是堪憂的，這在中國久有傳統，前面已有闡述，這個傳統反過來又遮蔽了人們的認識，人們看不到他對文化傳承發展的消極不利面。

　　時人怪疑漢族人為何沒有自己的民族史詩，而圍繞漢民族四周的少數民族都有他們本民族的民族史詩，蒙古、維吾爾。哈薩克、藏族、吉爾吉斯等他們都有的；我說別研究了，把經費給我吧，都是漢字惹的“禍”，事實上一部《封神榜》小說，沒有漢字的話，用說唱形式六天六夜也唱不完。

　　民族意志和民族精神需要通過多種工具和形式去表達，文字及衍生工具、詩詞歌賦、電影、話劇、舞臺影視、短視頻、音樂、舞蹈、繪畫、建筑等萬般諸種缺一不可，古代我們看不清這一點，今天或許可能看到，今天我們也有條件做到。

　　引領文藝界，重回“延安文藝座談會”指明的方向，這是我們左翼當仁不讓的義務，多一層思考更是我們的理性召喚。

    【文/道一人，本文為作者向紅歌會網原創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