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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青年大學生的引路人——老石之死

        2024-03-25 07:24:00  來源: 微信公號“國仁青創”   作者:鄭宇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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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歌會網編者按】毛主席說:”區分革命的、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看他是不是同工農相結合……革命的知識分子只有同工農結合在一起,才能成為一個真正革命的知識分子。”在近二十年來的中國社會中,有很多有志之士為了讓高校的知識分子與工農結合作了大量努力,而最出類拔萃、貢獻突出的那位,非劉老石莫屬。劉老石是誰呢?在2011年前后農村調研和支農的全國各高校社團的大學生幾乎無人不知,那十年他踏遍的上千個村莊的農民幾乎無人不曉,關心三農問題的學界、公益領域及新聞界的朋友幾乎無人不聞。他原是天津科技大學的老師,也是溫鐵軍主編的《中國改革》雜志社的成員,本可以有很多機會在體制內混得風生水起,成為“既得利益”的一員,但他卻選擇了另一條吃苦受罪的路:跟同事或學生擠多人宿舍、與學生或農民一起下地干農活、奔波于各地農村調研,為全國高校社團的大學生進行支農培訓……為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大學生創造了認識農村、改造學習的機會,相當部分后來成為了各個行業的優秀骨干,也為全國各地眾多農村帶去了新鮮血液、增添了生機和活力。非常不幸的是,2011年的3月24日,這樣一位優秀的青年人引路人劉老石,在天津因車禍去世了。之后的每年這個時候,幾乎都有“鄉建人”或參加過鄉建活動的緬懷劉老石。為此,紅歌會網特轉載鄭宇鈞2015年在微信公號“國仁青創”發布的《老石之死》,深切緬懷之。這是一篇樸實真摯的文章,沒有華麗的詞藻,讀來卻令人感動。不管你是知道熟悉劉老石的,還是不認識劉老石的,此文值得一讀。了解劉老師的事跡,學習他的精神,繼承他開創的事業,我輩青年,則不負韶華矣!

        老石之死


        劉老石生前遺照:在農村干活

         

          目錄

          一、劉老石是誰?

          二、“學生頭兒”為結社鼓與呼

          三、定州之始

          四、南塘紀元

          五、三岔拐點

          六、流亡路

          七、人心難齊

          八、批斗劉老石

          九、勞動者劉老石

          十、師者劉老石

          十一、理想主義者的愛情

          十二、“老劉,好好休息。”
         

          3月21日20時21分15秒,在天津一路段的監控鏡頭中,廣場上跳秧歌的老人們忽然停下舞步,齊刷刷望向路的那一端,“就聽到一聲巨響,爆炸似的”。

          “我還沒吃呢,留著我的飯。”劉老石妻子王靜早早站在樓道口,等丈夫歸來。“火車站過來的808路,過了一輛又一輛,就是沒見他”,久等未至,電話也無人接聽。她轉身正想上樓溫溫飯菜,快速路斜對面的人聲鼎沸讓她心頭一忐忑,“不會出啥事了吧?”

          劉老石靜靜地躺在喧鬧的人群當中,家里那扇守候他的燈仍為他亮著,抬頭可見,他卻再也看不到了。

          王靜第一眼居然沒有認出來丈夫,“10天沒回家,人變黑了,又瘦了。”劉老石那被學生打趣為“狗屎黃”的帆布包,磨破了十幾個眼,四處漏風,光拉鏈頭就換過3回。“等別人拎過來那個他背了十幾年的包時,我才明白是相波出事了……”

          一桶4.5升的食用油被撞癟了桶體,濺灑在粗礪的柏油路上,這是劉老石從他手創的綠盟處購買的有機油,產自農民合作社的生態農產品。

          一地衣物。雜著幾點血跡。劉老石忙得沒功夫洗衣,每次回天津總是一書包的臟衣服。整理遺物時,王靜只找到丈夫的3只臟襪子,另一只不翼而飛,她苦笑,“這個馬大哈”。 劉老石在印度克拉拉邦考察土地改革時,曾請當地婦女幫他縫衣服,同事們都笑他,他卻不知他們因何而笑,那一趟,他寫下了《窮人的聲音——關于底層意志》的考察報告。

          劉老石兜里還揣著磨爛邊的京津火車時刻表,早班車和末班車那欄被重重標出。他的褲兜穿了好幾回,全賴母親的巧手,讓他的褲子超期服役,只是這一回,母親再巧的手也于事無補。

          在那聲刺耳的撞擊聲響起之前,劉老石乘坐19時05分的C2063次城際列車由北京南站發往天津站,一如他10年間數百次鐘擺般頻繁往返京津間的日子。

          3月21日下午,劉老石在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為碩士一年級講授《鄉村建設》,這本是他的博士生導師溫鐵軍教授的課,溫教授飛赴香港參會,囑托他最心愛的弟子替他代課。課后,劉老石發出他生前最后一封電郵,隨后趕往北京南站。這封16時38分發出的郵件,是關于他所創建的梁漱溟鄉建中心(下文簡稱“中心”)在河北晉州工作坊的工作討論,晉州是他力推的全國農民合作組織網絡推廣項目的第一站。

          教課前,人大明德樓901室,劉老石的戰友邱建生看見他著急地在郵件里查上課的地點,還接待了一個內蒙古農業大學生態學的老教授,邱忘不了他的最后一句話,“這一段好忙,有點累,什么事都湊在一塊了。”

          “很難得碰到他說自己忙和累的”,邱建生回憶道。劉老石給人的印象總是匆忙,他習慣性地身體前傾,邁開大步,把大伙兒甩在身后。“好多次我們趕火車,他總是在最后的幾分鐘才到。”邱建生說。

          整理遺物時,妻子發現劉老石背著的那臺筆記本顯示屏已被撞得粉碎??砂戳穗娫存I后,光驅嗚嗚作響,一打開,是張劍橋國際英語教程書(第三版)的學習光盤。“英語其實不是劉老石讀博的必修課,但他非逼著自己學。”王靜說。3月21日11時,在博士生宿舍,劉老石跟室友倪國華說,父親身體不好,他需要回家看看。倪勸他別急,要不等周末再回家,劉說他要在周四趕回來,趕著上周五的英語課。

          3月18日,劉老石的父親肋骨摔斷兩根,出院后在天津的家中靜養,劉老石這趟回家是為了陪陪父親。“為了看父親,他放棄了去香港參加鄉建交流會的機會,我深刻知道,他改變了,他的愛不再忽視身邊的家人。”9年前就和劉老石并肩支農的學生陳日強感嘆道。

          12時,劉老石蹬著車停在了博士樓前,等著呂程平還他宿舍鑰匙,這個他一手培養起來的學生,跟隨了他6年,還將繼續跟隨下去——這3天他借宿在劉老石宿舍,為的是參加考取溫鐵軍教授的博士筆試。

          “他叫我上他后車座,捎我去明德樓,可他忘了自行車背后還放著桶綠盟的油呢。”呂程平回憶起他和老師的訣別時刻。劉老石單肩挎著“狗屎黃”的包,“他就愛單肩背,久而久之兩肩膀都不在一水平線上”。他蹬著的那輛山地車是他中心一女學員秋菊從北京騎回新疆后,又通過鐵路給他托運回來的,長途侵蝕讓車身油彩七零八落。“他花錢從學員那買的,也當補助學員。”呂程平說。

          趁這功夫,劉老石在博士樓下印刷了《農民經濟組織》和《改造傳統農業》的書各22本,供中心的學員們集體學習用。

          每次從北京西北六環的鄉建中心往返人大,單程20公里的路,劉老石騎車1小時就到,“碰上堵車,他騎車比我們坐公交還快。”這兩年劉老石特別注重鍛煉身體,“他明顯在挑戰自己”。 呂程平回憶道,“2007年時,劉老師提倡男生們都來練摔跤,‘野蠻其體魄’,那時中心還在永豐屯。院子里的菜地,鋪上干草,小伙子就這么在上頭練開了。別看劉老師的年紀大一倍,他可是常勝將軍。我比他個頭高一頭半,也被他摔個腳朝天。‘我這么大年紀你都摔不過我,還不天天鍛煉?’他總這么說我們。”每天晨練學生跑的都是小圈,只有劉老石自己跑大圈,一繞就是三四公里,回來還做俯臥撐。站到隊列中和學生一起蹲跳、高抬腿,學生都停了他還咬著牙做。

          劉老石和呂程平來到明德樓下等電梯,“劉老師看了下手機時間,他從沒買過手表,”呂程平回憶起那時劉老石朝他笑著說的最后一句話:“今天騎了1個多小時,還真有些累呢,不如以往了。”

          3月21日一清早,劉老石整裝準備騎行去人大,中心工作人員李昭找上了他。“一是家里欠著高利貸1萬元,想讓老師幫我想想辦法;二是我有個表弟已經被劉老石安排到中心工作,家里人想我表妹也能來,可我擔心老師嫌她年紀小,文化水平不高。”劉老石很爽快地答應了李昭這兩件事。

          “下午5點那會,他打電話問我,‘咱家那錢動了嗎?’說有學生需要借1萬元急用,我問他是誰,他不肯說。”王靜回了他一句,“錢都拿去買基金了”。她對丈夫帶的這百來個學生都熟悉得很,一估摸就知道是誰缺錢了。她只是想讓這事緩緩,“等晚上他回家了再借他”,因為年后已經相繼有學生跟劉老石借了好幾千元,“一周前他剛取了3000元,去救中心一個農場的急”。

          “每次他跟家里要錢,我從沒拒絕過”,王靜只是想鄭重些,畢竟丈夫自從辭去教職后,唯一的一點生活補貼只剩中心每月的2300元。創建中心時,劉老石每月領取的補助費是500元,“這點錢連電話費都不夠”,而后拿過一段時間的1000元,隨著中心項目經費的吃緊,他自降到800元,直到2009年5月才“漲”到2300元。

          “你買基金賺那點小錢有什么意義?是幫同學重要,還是買那點破基金重要?”21日17時58分,幾番短信來往后,妻子拗不過丈夫,同意相借。據中心工作人員姜令分析,“其實劉老師是不好意思再跟師母電話說,只敢短信。”3月22日一早,劉老石車禍后處于深度昏迷中,王靜給李昭解決了這1萬元借款。

          回想劉老石對自己的好,李昭偌大的漢子眼圈泛紅。2009年5月,李昭在中心四川的點干了1年后,不辭而別,社會闖蕩1年多,在天津開了家服裝店,2010年11月才被劉老石叫回中心。“當時我不辭而別,后來撞見劉老師時,他氣得都不愿意理我。還是他先心軟了,多次主動到店里看我,希望我回來,還連續兩回帶著師母,逼師母非要在我的服裝店買衣服。”李昭說。

          3月20日晚8時,車禍前24小時,劉老石回到中心,主持會議,“那個會本來大家計劃推后,但那天晚上他很著急,非要提前布置好。”劉老石與部門負責人一一商榷,通過了2011年度的中心工作計劃:“要對校內班成員進行體育測試,要舉辦‘第二屆新幸福主義集體婚禮’,要通過舉辦第二屆全國支農社團評選以及交流會,把全國現有的七十多個支農社團發展到兩百個,把職能分散的志愿者社團改造成支農社團。要推動建立農民合作社聯社和行業協會,通過十多期合作社帶頭人培訓,為培訓學員之間搭建平臺,促進區域之內的聯合,推動地市級乃至于省級的注冊。”

          會開到夜里12點多,鳳凰嶺下的溫泉村朦朧在夜色中,中心的燈都熄了,獨獨辦公室的燈亮著。“劉老師還在看郵件,Gmail那天特別難打開,他就使勁的刷新”,姜令夜半上廁所時,最后看了一眼挑燈奮戰的劉老石。次日7點整,當她趕著起床號跑到操場時,劉老石已經在那等著集合了,額頭微微有幾滴汗珠,可見他已活動過一陣子。

          當天的值日生馬雪霞請假沒起床,劉老石自告奮勇頂替她值日,“做菠菜粥,炒了一盆素白菜,熱了一籠饅頭”,等學生們氣喘吁吁晨跑回來時,他已經笑嘻嘻地搓著手在等他們了。

          “劉老師做菜手藝有口皆碑,每逢吃他的,大伙胃口倍兒棒”姜令含淚笑著說,“那天我胃口不好,只喝了小碗粥,如果知道這是最后一次吃劉老師的飯,我一定要使勁吃!”劉老石平時有心把不會做飯的學生跟他自己值日排一起,“手把手直到教會為止”。

          3月20日下午,人大明德樓901室,劉老石把中心2011年的工作計劃一項一項列出來,伏在架沙發上的一扇門板上修改。“我還笑他這個樣子,也太動真格了,啥時候變得如此細致了呢?他從來就是一個大大咧咧的人,大聲地笑,大聲地說話,東西隨便放,被子也不疊,不知錢為何物,自己沒錢也要找錢借給別人。”邱建生回憶道。一年之計在于春,他知道劉老石鉚足了勁,今年要大干一場。

          2010年5月,劉老石到四川給農民帶頭人培訓。“把時間安排得特別滿,坐公交到住處時,都夜里很晚了,”隨同他的中心工作人員彭影回憶道,“當時他自己感覺強烈,講課時胸口發悶,例會時說話竟然語無倫次,我跟老師4年了,從來沒見他這樣病過。”

          出事前一星期,劉老石被學生撞到在伙房里熬中藥。“以前從來沒聽說過劉老師有胃病過,大家一直都說劉老師是鐵人,小毛病他也從不會說??偸敲Φ没杼旌谌?,等忙完時,大鍋菜早沒了,粥也沒了,他啥也不說,連碗都不要,掰片白菜塞著,就著饅頭,蹲屋檐下,吃得津津有味。”即使在人大,在西區食堂,“劉老師打的永遠是那兩樣菜:白菜和豆腐。”

          “那天上午,我還去中醫院先把上次煎的湯藥給他開回來了,本應該把脈后再開藥,可他說沒時間回家。”劉老石最后一次回家是3月9日晚。“10日上午陪他去中醫院看胃病,開了4副湯藥,中午取煎好的湯藥,吃完午飯后,我開車送他到火車站,他那趟回家,加起來也就半天,緊得很。”王靜微微蹙眉。

          “臨走時我埋怨他,‘你也不著家,也不管這個家。’他回了我一句,‘這個小家你管就可以了,我管大家,我是為大家服務的。’當時我還貶低他說,‘這小家你都不管,還管大家?怎么給學生起表率!’”沉默半響,王靜幽幽地嘆了聲,“現在想來,他真是為大家服務去了。”

          “文渠嚷嚷著要去看爸爸,”3月12日,周六,王靜帶著7歲的女兒劉文渠去了北京。“相波那天有事,我們等到晚上十點才在人大見到他。”晚十點多,一家三口坐公交末班車去了中心。第二天,王靜帶著女兒在院子里的菜地,撒下了韭菜和菠菜種子,“相波在開會,等開會間歇時才見縫插針地出來陪文渠放風箏、騎車。”下午3點,王靜帶著女兒就離開中心了,第二天孩子上學,晚上必須得回天津。“離開時,孩子哭著特別慘,喊‘爸爸’,怎么也拉不開。”到家后,女兒給爸爸打電話說,“爸爸我舍不得你,都哭得那樣了,你還笑”,劉老石笑著逗女兒,“當時我真想把你留下,要不就在北京上學得了。”這是父女最后的離別。

          3月19日深夜,劉老石還在人大明德樓901室加班。住他宿舍的呂程平為他留著門,可第二天醒來才發覺劉老石一夜未歸,“他是怕回來太晚,得敲門吵醒我們,他就是這么為人著想。”劉老石當晚就在901室和衣而睡,這是他習以為常的過夜方式,在他有博士宿舍前,一旦太晚來不及回中心,他常常在辦公室過夜。在那間不足10平米的辦公室,躺在那個有多處破洞的長條沙發上的劉老石,蓋著唯一一條薄毯子。“冬天無比干燥,早上起來,你會發現鼻子、喉嚨都是血絲,總之一夜之后上火和感冒都找上門了。”曾在沙發上睡過一夜的曾麗華心有余悸地回憶道。

          “24日上午所有人覺得有所好轉,大家都挺高興的,晚上九點多我們幾個都準備走了,只有師母留下。”3月24日21時45分,劉老石告別了這個世界。從車禍到停止呼吸,劉老石一直在昏迷中,走的時候,他沒有痛苦。

          “十年了,或許是老天爺都于心不忍,覺得你太累了,帶你走了。”劉老石在《中國改革•農村版》的前同事涂名在《確立最高的尊嚴》的悼念文中深情追訴他。


        劉老石在培訓青年大學生

          一、劉老石是誰?

          劉老石走得匆忙,除了留下了大量工作計劃、嬌妻幼女以及買房的六七十萬貸款外,來不及留下哪怕一句話。

          劉老石是誰呢?除了進行農村調研和支農的全國各高校社團的大學生知道,除了這十年他踏遍的上千個村莊的農民知道,除了關心三農問題的學界、公益領域及新聞界的朋友知道以外,他的名字,如同這片大地上絕大多數沉默的農民一樣,隱于盛世錦繡之下的板結黃土里。也許他們會被鎂光燈所聚焦,但卻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即使努力發出不那么動聽的聲音,也會被主流話語所誤解和嘲笑。

          北京西郊的偏僻村落邊,遠離通衢大道,山腳邊延伸開大片的果樹地,毗鄰而居的服裝廠靜悄悄的不見人影,小院落里卻傳來鏗鏘言辭。陋室里攢動的人頭,齊刷刷的記錄聲,這是一處課堂。課畢,兩盆熱騰騰的素菜被擺上課桌,不見油水。大學生們有序地捧著搪瓷缸,一一打飯,三三兩兩地或站或蹲在屋檐墻角,扒一口飯,嘴里停不下的是爭辯,思想的火花在白燦燦的飯粒間激揚碰撞。

          “秦暉老師,跟您商榷下……”“徐友漁老師,我不同意您的觀點……”“汪暉老師,值得注意的是……”一位位學術界大家此刻也蹲坐在學生中間,捧著掉漆的搪瓷缸,吃得一樣的粗茶淡飯,笑吟吟地傾聽著周遭學生口音各異的七嘴八舌。這一幕,年年的寒暑假,都在中心的全國大學生支農培訓中上演,劉老石廣泛延請各界知識分子,為從五湖四海相聚中心的支農大學生們奉上思想盛宴。

          “從2000年以來,他創立并一直領導了全國大學生支農調研隊,讓至少1000名以上大學生認識了農村,并讓其中很大一部分在畢業以后走上了直接或者間接為農村服務的道路。”作為劉老石十年來追隨的導師,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教授為他這位“十年生死可相托的”高足定論事業。

          “我從2004年起就被劉老師請去給支農大學生作報告,年年如此,”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娓娓道來他和“先行者”劉老石的鄉建情,“高校老師中參與志愿者運動的很少,說實在話,我和劉老師都有點寂寞,因此,就一見如故,并且有相濡以沫的感覺。以后凡是劉老師主持的活動,需要我講點什么,我都是有請必到。”

          劉老石,本名劉相波,黑龍江伊春人。齊齊哈爾師范學院88級政治系畢業后,從事中俄邊貿多年,收入可觀,曾任黑河市經濟技術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分公司負責人。1997年棄商從文,考入湖南師范大學倫理學研究生,2000年畢業后入天津科技大學(原天津輕工業學院)基礎科學部從教。2002年兼職加入溫鐵軍主編的《中國改革•農村版》雜志社(下文簡稱“雜志社“)。2003年,協助溫鐵軍在河北定州創辦“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2004年12月,在農村版遭遇變故后,劉老石和幾位支農大學生骨干學生注冊成立了北京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任總干事,并兼任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項目部主任。他創造性地把農村發展人才的培養和大學生涉農社團的培育有機結合在一起,這一中心一學院,被稱作“鄉建人的黃埔軍校”。2006年,劉老石所促進的合作社和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第一次聯合,成立了國仁綠色聯盟,希望以農民合作社合作制定統一標準的努力,打造自覺的農民,改善農村輸往城市的農產品的安全性。2010年7月,劉老石被迫辭去天津科技大學的教職。同年9月,入讀中國人民大學,師從溫鐵軍教授攻讀博士。

          “這么有學問的編輯怎像村里人起名“老石”???”山西省汾陽市栗家莊康達養豬合作社的王樹霞坦言她的驚訝。

          這個理想主義者振臂一呼,萬千青年人隨之走向故土,他用自己的螻蟻之力,用一種近乎偏執的奮斗,來反哺這最廣大的農村。從劉相波到劉老石,兩次改名中,已然勾勒出他的理想軌跡。他仰慕湖湘文化,棄商從文,求學于岳麓山下,并改名字中的“相”為“湘”。 劉湘波最初到農村調研,農民都叫他“劉老師”,“我懂的東西并不比農民多,一聲‘老師’太慚愧”,劉老石曾說。

          李昌平還記得他第一次見這個年輕人來《中國改革•農村版》時的自我介紹,“我就叫劉老石,做事情就要像石頭一樣硬,落在哪里,就做墊腳石,就能發揮作用”。這個名字伴隨了劉老石十年鄉建路,“一塊又臭又硬的石頭”聞名鄉建界,很多追隨他的支農隊員們,“甚至不知道劉老石原先的姓名”。

          東北腔里帶著天津兒話音,“綿綿清脆,有些鼻音,有點像綠楊枝頭的蛐蛐兒,亦或是因許勞累而沙啞的百靈,甚至還有些童心稚氣”,說話簡潔,力道十足,“講課的聲音特別有磁性,第一次聽他課的學生很容易被打動,進而哭著喊著要跟他下鄉,甚至愿意休學或者退學去農村長住”;總是笑瞇瞇的,一笑就會笑出聲來并且露出潔白的牙齒,“往往是未見其人先聽到那爽朗笑聲”; 因發際高,頭發總顯得長而散亂;不到一米七的個頭,偏瘦,到夏天時總是被曬得黢黑;穿著簡單干凈,一條洗得發白的藍牛仔,一件咖啡色的舊外套,一雙爛皮鞋,“冬天總那一身不合身的深藍色羽絨服,穿起來人顯得搖搖晃晃的,看著都累”;偏分發型,總是一臉平靜地聽你傾訴。這就是眾人眼里的劉老石。

          與劉老石同被選為“2006中國最具行動能力三農人物” 的黎光壽形容他“沉靜,以至于我至今都回憶不起當時和他有什么交往了”。 黎光壽的看法代表了很多人的觀點,當面對筆者的采訪時,很多跟隨劉老石六七年的老支農隊員們,回想不起他們第一次見到劉老石時他的個人特點,“平凡的讓人沒印象”。

          敏感的人還是能捕捉到劉老石平凡下的波濤洶涌?!赌巷L窗》記者陽敏和劉老石相識在七年前,“他幾分拘謹和羞澀。溫和而內斂。最讓我服氣是,不同身份和個性的人,到了他那里,好像沒有太大的差別:聰敏的,狡猾的,駑鈍的,都一樣。他這‘無差別心’,好像天賦而成,學不來也裝不像。我理解他的樸素:他將他的心沉到石頭里,再長成了一棵老樹。”

          在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的眼中,2000年以來的全國大學生支農調研,是辛亥百年以來第六次青年知識分子下鄉運動,劉老石引導的支農隊員是“到民間、農村去”的精神譜系中的第六代。

          錢理群問劉老石,“你們做這個工作多少年了?”

          “已經十年了。”

          劉老石曾這樣激勵支農隊員們,“一件事,堅持做五年,可以被人認可;堅持做十年,可以成為一種文化。”正是如斯精神,讓“被眾人普遍認為只是曇花一現的學生運動”的支農調研薪火相傳,學生換了一茬茬,劉老石始終堅守原地,面孔堅毅,欣慰的是,與他并肩的年輕人也越來越多。

          溫鐵軍在追悼劉老石的祭文中第一次提出“辛亥百年第三個‘鄉建十年’”的概念?;厥讋傔^去的第二個“鄉建十年”,“這是一場運動,一場無法阻擋的歷史洪流。”劉老石曾經如此鏗鏘的為這十年下戰書。新鄉村建設運動的地火在中國高校乃至全社會蔓延開來,固然是大勢所趨,然而,任何時勢,都離不得靈魂人物。

          回首第二個“鄉建十年”的頭一年,2000年,那是李昌平喊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年份,那是無論《黃河邊的中國》、《岳村政治》這樣的學術書,還是《中國農民調查》這樣的調查報告都一紙風行的年代??稍谙笱浪?,北京天津數百間高校中,只有天津科技大學的“新希望”農促會、北師大的“農民之子”農促協會、北京大學的鄉土中國學會和中國農大的農研會等區區幾個真正具有開創意義的高校社團活躍。對于當時的大學生而言,“鄉村建設”,還只是好奇,甚至是好笑的陌生概念。

          2003年,劉老石在北師大組織召開“第一屆大學生支農調研交流會”,這是全國支農社團的第一次聚首,來自全國各地70余所高校的近百名骨干參加。“接到邀請函的各地同學都猶豫得很,以前從沒有走出自己的學校、自己的城市的先例,更甭提全國性的交流了,大家都不知道這會是否合法,怕是被什么組織利用了,或是怕被騙,敢來的都是壯著膽子的。”與會的白亞麗回憶道。

          支農隊員被同學們譏笑為“農村的”,不僅僅根本沒有任何輿論認可,甚至還會因為關心三農問題而受到相關部門的圍追阻攔,甚至天津科技大學團委公然出臺“四不政策”封殺新希望農促會,“不能注冊,不許活動、不許招生、不給經費”。據劉老石的研究生同學李黎明回憶,“他跟我說,此前的幾年,他的工作屬于‘政治上不正確’,幾乎是地下狀態。但湘波兄從未猶豫過,頂著風險一直堅持了下來。我又想起多年前,另外一位朋友曾說的:如果湘波兄進去了,他會去送飯。”2004年,中央出臺了三農問題的一號文件,劉老石的工作才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

          “你是一個老師,校園不能局限你,你把講臺搭在全社會,搭在全中國所有的高校,搭建在全中國的田間地頭。”無數人在追悼劉老石時重復這樣的話語。假如說溫鐵軍是北派鄉村建設的大腦,那么劉老石則是鄉村建設的手足,沒有劉老石的駢手胝足,溫鐵軍主推的鄉建大道只能是紙上空談。

          鄉建十年,劉老石做成了三件事,其一,主推全國大學生支農,從2001年發動京津唐大學生支農開始,到非官方的大學生支農星火燎遍全中國,劉老石和他的團隊協助全國高校建立兩百多家支農社團,上萬大學生走進農村,重新認識中國國情,重建自己的三觀及理想。

          其二,主推鄉村建設骨干的培養,面對農村深刻的矛盾,在短暫的猶豫和反思后,他開始了新的嘗試,尋找有一定影響的農民精英為農村服務,支農的主導方向是促進農村建設人才的生長,并建立了科技法律文化信息流通站,讓城鄉、農民和大學生之間溝通起來。2004年,全國各地已經建立了200多個信息站。自2005年以來,劉老石和他的團隊以“農村發展人才培養計劃”為依托的項目培訓,通過每年4期的理論學習和1年的基層實踐,以非官方的形式培養了上百名高學歷的鄉村建設骨干,據統計,已結束的人才計劃5期共108名學員中,有三分之二在各類NGO等涉農領域工作。而《中國改革•農村版》時期跟隨劉老石的那批支農老隊員,那兩年光是進《南方農村報》的老支農隊員就有五人:譚翊飛、馮善書、海鵬飛、紹銘,周虎城。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本科生陳日強選擇佛山林業局也是因為“其利害關系與地方不大,還能和三農結合起來。”趙猛以團委老師的身份下鄉,是老支農隊員中少有的高校行政人員。周心靜更是獨立注冊了NGO“友愛社工”,趙玲等也在相關NGO工作。

          其三,主推農民合作組織,劉老石和他的團隊從2003年開始進行農民合作培訓工作,2009年建立了農民合作社培訓學校。迄今為止,中心舉辦農民合作培訓班近200期,培訓農民合作骨干、農村青年、農村發展機構工作人員達5000余人次,在全國建立了70個村級合作試驗點試驗區。這些試點既有提供生產、購銷、金融等服務的經濟性合作社,也有提供文化、教育、養老、醫療等服務的公益性協會。盡管這些試點的發展歷程磕磕絆絆,遠未成熟,但是不可抹煞的是,沒有他們的推動工作,中國的合作社進程將減速或者缺乏更為多元的探索。

          十年鄉建路,無論是推動大學生支農還是鄉村建設骨干的培養,抑或農民合作組織的幫扶,劉老石已經意識到鄉村建設的局限性,他指出了一條和當前左派不謀不和的道路——建設一種新的文化,與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與資本主導的強權主義、與奢靡享樂的灰色思潮相反的文化,這種新文化應該成為鄉村建設工作者最為強大的思想支撐,用以對抗和消解當前社會的不公。“新文化意味著:我們要負責!我們要進步!我們要勞動!我們要民族!我們要傳統!我們要公正!我們要凝聚!”每每給大學生和農民帶頭人做培訓時,主講《文化三十年》的劉老石總會激情澎湃地掀起大家的討論熱潮。

          “新人、新文化、新生活”,劉老石把他倡導和踐行的理念傳播給了更多年輕人。“我的團隊都是志愿者,他們用最低的報酬做著我們時代最壯麗的事業。”劉老石愛唱紅歌《我們走在大路上》,每每唱到“我們獻身著壯麗的事業,無限幸福、無限榮光”,他的音調總是提到最高。

          在農村,劉老石一直提倡紅軍路線,與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坐最便宜的車,吃最便宜的飯”,2003年在蘭考時,“老劉樂于跟當地的中學生一起吃一頓0.7元的飯”。中心組織的支農隊員們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按每人每天10元付錢給老鄉,但每次離開時,隊員們都要想很多辦法才能把錢留下。河南蘭考陳寨村村支書郭憲啟認為支農隊員們走的是“紅軍路線”,契合了很多村民的心聲,他們把隊員們偷偷放下的錢主動捐到合作社,用于文化活動。

          2002年5月,在山東沂蒙,一位老鄉為了讓隊員們吃上熱饅頭,騎車走了十幾里山路。一位老大媽非要請隊員到她家吃頓餃子不可,要知道,大媽家每年只能吃到一兩頓餃子。同學們拒絕了,可是大媽端著餃子,站在路邊一直等到天黑,硬是把隊員們拉到家中,最后每個隊員含著眼淚吃下了幾個溫過的冷餃子。

          “在鄉建中心培訓時,睡的都是地鋪,就有隊員因為環境太潮濕患上了濕疹,疼癢不止。在農村來回不便,走訪農戶時,多數都來不及回來做飯,中午只得帶些干糧,晚上也不能及時吃飯,很多隊員因此患上了胃病。早起晚睡,有時候討論到深夜,有些隊員累到站著也能睡著。”支農隊員在比較起中心組織的下鄉調研和自己在學校參與過的“三下鄉”活動時,共同的感受都是“中心最苦”。

          2008年,海南出版社出版了一套5冊的《大學生下鄉支農指導手冊》,脫胎自幾年前由中心組織下鄉的支農隊員人手一本的指導手冊,“因為是紅色的,支農隊員叫它做“紅寶書”,持有“紅寶書”的人被農民稱為“紅軍”。”其中,僅關于下鄉紀律一項就有16條規定,如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勞動最光榮;不接受任何吃飯邀請和饋贈;吃飯住宿坐車必須給錢,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等。

          安徽阜陽南塘村興農合作社的楊云標是全國聞名的農民帶頭人,八年間接待過上百支到南塘村的支農隊,說起中心組織的支農隊和其他大學生支農隊的區別,他跟筆者掰起了手指頭:

          其一,越是北大清華這樣的名校,他們下來的隊伍就只想著寫文章作項目,而那些學校團委組織下來的“三下鄉”隊伍,經費充裕,多是由縣里的部門安排下來的,接待起來很費勁,這些大學生往往擺脫不了城市生活的邏輯和習慣,總是這個要求那個要求的,埋怨廁所不衛生,對洗澡間還有特殊要求;吃飯也挑三揀四,要不下館子,要不付錢給農民要人做飯吃,村民管他們叫“城里旅游來的”;而中心的都是自己燒柴火自己做飯,連柴火也是自己去撿的;

          其二,中心的都是經過培訓的,不會犯把麥苗當韭菜的笑話;

          其三,中心的會唱紅歌,會扭秧歌,會教農民由收割、澆水等勞動動作改變來的集體舞蹈,懂很多農民喜聞樂見的文化活動,而其他大學生太小資,談的還是他們學校里那些時髦玩意,跟農民談不到一處來,中心的講的都是農民關心的大實話,在他們面前,連我也顯得小資;

          其四,其他的大學生支農隊,要不就是支個教,要不就是忙乎他們自己的項目,融不進農村生活,中心的都會幫忙農活,農忙時幫助給蘿卜地里澆水,玉米地里掰苞米。

          華東師范大學的一支農社團,經劉老石介紹來南塘村下鄉,已經連著來過六次,屆屆相傳,成為社團的傳統;華中師范大學的幾個支農隊員,則先后參加過三次中心組織的南塘村支農活動。

          二、“學生頭兒”為結社鼓與呼

          2000年7月份,劉老石作為引進人才到天津科技大學任教,并兼職做輔導員。他放開政策,鼓勵學生結社,于是在短短的一個月內,二十多家學生社團成立了,其中的新希望農村發展促進會成為劉老石全國大學生支農事業的第一塊招牌,從2000年冬天開始下鄉支農,直到今天,從未停過。

          回溯在湖南師大讀研究生期間,劉老石創立了湖南師大“哲學與現實”沙龍,成為幾年間長沙高校間影響深遠的文化重鎮。“他一出場,場面和氣氛馬上改變,他的演講(果斷反問的語言風格和特立獨行的觀點)立即會引起許多粉絲的歡呼和掌聲。”受劉老石感召負責沙龍工作的莫宏雨回憶道。在《哲學與現實》報紙的創刊號上,劉老石主筆了社論《當代青年與時代精神》,“深入調查研究、充分了解現實”,成為他時時自省的信條。1997年底,劉老石組織了一次農村調研,撰寫了調研報告《我省農村狀況及其思考》。“這次調研讓他意識到中國農村問題的嚴重性,開始關注中國農村問題,可以說,他后來的“鄉建指路”與這次調研不無關系。”當劉老石他初次去見溫鐵軍時,拿的就是這份調研報告。

          遺憾的是,當時沙龍關于知識分子責任問題的討論,刺傷了“部分老師的虛榮心”,而關于維護公民權利的討論則讓湖南師大校方和有關部門驚恐。“學校的大棒揮舞起來,開始限制和打壓沙龍的活動。”鄧林華回憶道,“一些成員壓抑灰心,而湘波不斷地用行動和熱情激勵大家,通過自籌經費,與社會企業合作等方式,使沙龍活動順利開展。”

          時光荏苒,2002年,劉老石將他帶領學生們下鄉的調研報告,結集成《尋找被遺忘的沉重》。“這些也得到了劉老師同事的認可,有些年輕老師開始和他一起下鄉調研,有些人開始向農村研究轉向。劉老師忙中心工作時,他同事趙智勇樂于為他代課。”畢業于天津科大的白亞麗這么評價她的這些老師。

          “‘新希望’影響全國,卻受到學校團委某些人的壓制,不給注冊,不許活動,不許招生,不給經費。社團的同學實在無奈,干脆自己寫了招生海報掛了出去,團委杜老師把他們的海報撕掉,同學們憤怒已極,找校方理論,校長躲避,他們就在在校長辦公室門前整天等待。又將所有的信息發到網上,引起了巨大關注。校方非??只?,在半夜一點找同學們道歉,并且同意同學們的各項要求。有關官員猜測這件這個學校從來沒有的事情由我主使。隨后,當學生社團來請我當他們的指導老師時,學校的有關領導就來設阻,甚至以不給資金相威脅。”在2010年辭去教職后,劉老石在《老師是用來犧牲的》一文中如此追述當年的坎坷。

          2001年12月,流浪歌手孫恒去天津科技大學,“碰到老劉指導的‘新希望’要在學校附近工地舉辦一場慰問工友的聯歡活動,老劉就叫我過去和他們一起去給工友們唱歌。那是我第一次到建筑工地工棚里給工友們唱歌。沒想到,那次唱歌的感覺,跟我從前完全不一樣。”

          簡陋的工棚,上下鋪間掛著晾曬的內衣褲,,工友們穿著干活的臟衣服,擠在板床上聽孫恒唱歌。“我要搞一個工人演出隊專門為工人們義務演出。”孫恒由此激發了創辦“打工青年藝術團”的念頭。2002年5月1日,在劉老石和李昌平的支持下,藝術團成立,“他倆經常隨藝術團到工地一起參加演出,我們給工友們唱歌,他們就在現場給工友們派發雜志和宣講三農政策。”孫恒說。

          孫恒所說的“雜志”即《中國改革•農村版》,2002年,應溫鐵軍之邀,劉老石加入該雜志社的創刊團隊,從創刊直到???,劉老石在名份上都只是一個兼職編輯,因為他的正職是高校教師,“但他在這平臺上投入的時間和精力卻強于我們任何一人”,與他一同創刊的同事邱建生說。

          2002年夏,福特基金會以5萬美金資助了為期兩年的“大學生支農調研”項目,劉老石成了“學生頭兒”。 記者部主任,上訪接待負責人,大學生支農調研項目總協調,一肩挑。

          “全國大學生支農”項目主要靠老石做,找錢、培訓、下鄉調研支農活動計劃、帶隊下鄉、調查報告評審、總結表彰等等,幾乎都是老石一手親持操辦,且《中國改革•農村版》四分之一工作量由劉老石完成。”后任該雜志社副主編的李昌平說。

          “靠著涉農領域吃飯穿衣的人何止千萬,盡管有些人也要調研,但農民不過是一個個被研究的客體、對象而已,論文里的這些詞匯和實際發生的事實本身并無多大聯系,只與職稱、與課題經費、稿費有關。”《中國改革•農村版》的同事劉海英回憶道當時劉老石周遭的風氣,可對于劉老石來說,農民就是他血肉相連的父老鄉親。

          “對每一位農民、每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人躬身相向”,誠如錢理群教授對劉老石的概括,在雜志社時,劉老石是訪民最知心的朋友。他對前來上訪的農村老大娘說:“大娘,您別急,您這事一定能見天兒!”他帶他們去吃面條,領他們到宿舍來住,有時候,他還做他最拿手的大塊頭土豆燉肉給這些風餐露宿的苦命人吃。

          “同事三年,惟一一次見相波發飆是在編輯部里。原因是某人寫了一個文章,認為農民的貧困主要和個人的懶散有關。相波大聲與之爭執。”劉海英回憶道。“在鄉建領域,大家的觀點也有分歧,但老劉一直不變的觀點是站在農民這一邊。不管多么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只要說農民怎么愚私,老劉的反應就會很激烈,為農民爭辯。即使農民自己,也不像他那樣維護農民的面子和尊嚴。”楊云標在劉老石的追思會上總結道。

          劉老石在雜志社經常工作到半夜兩三點才回宿舍,“我跟他一起走的時候往往瞌睡得不行了,他還笑呵呵地說要不要回去做點宵夜吃。我和小娥當時都不會做飯,每次都會開心地吃老劉做的大餐。”當時追隨劉老石做志愿者的北師大研究生趙玲回憶道。

          劉老石擔任記者部主任時,一邊下鄉調研,一邊采訪報道,“我最開始做的大多是一些負面報道,確實反映了很多問題,后來我逐漸發現,有必要做些有建設性的事情。”

          “那個時候,相波是一個憤世嫉俗的青年,他對農村的惡的討伐是很厲害的,有時候甚至到了咬牙切齒的程度,但同時他對農村的弱勢人群的愛則是相當地深切,他的這種愛促使他帶著支農的大學生奔赴鄉村。”邱建生追憶道。

          劉老石開始把青年人到農村去的工作推廣到京津唐各高校,他在設計大學生支農調研項目時,強調大學生到農村去“塑造自我”,先有大學生自我意識的重塑,才有支農的可能,“在我的兩手中托著不同的弱勢群體,一邊是在衰敗的農村中亟待幫助的農民,另一邊是在就業壓力中嗷嗷待哺的青年大學生。我的任務是讓他們結合起來,讓農村獲得些許幫助,讓大學生們認識到現實,從而跨越自我和社會的鴻溝。”

          每當到高校演講,劉老石總愛提起樂樂的那條短信:“是農民救了我……”北京理工大學02級學生陳樂樂是從大一就跟隨劉老石的支農老隊員。其實,拯救樂樂的何嘗只是農民,若從顛覆人生觀上,劉老石拯救了一代中國大學生。

          在劉老石執行大學生支農調研項目的三年間,全國高校支農社團一下子擴大到近兩百個,一萬余青年學生投身到“塑造自我,建設農村”的洪流中,其中有中央財經大學最大的學生社團星火農村發展促進會,多位老隊員在撰文追悼劉老石時,驕傲地在自己的名字前標明“星火一期”。

          有限的資金讓劉老石時時以節儉自省,恨不得把一分錢掰兩半花。本按兩年劃撥的大學生支農調研項目經費,劉老石硬生生地撐了三年。河南大學三農社團負責人趙曉峰回憶起2004年4月時,“鄉村建設高校行”活動辦到他們學校時,劉老石一行4個人就住在人均5元每夜的開封小旅館。

          后來成立中心后,有一次劉老石和資助機構談項目進展,項目官員不解地問,明明預算是火車硬臥,你們怎么都是坐硬座。劉老石說,要把錢省下來,用有限的項目資金,做更多的事情,“用20個人的預算培養出30個人才計劃的學員出來!”中心起初沒錢租房,于是搬到北京遠郊,從五環遷到六環,越來越偏。“找房是件大難事,他也跟我們一起找。為和房東討價還價,常遭房東白眼。”和劉老石一同創立中心的詹玉平說。

          三、定州之始

          2003年正月里,劉湘波帶領著19位大學生來到了河北定縣翟城村,很多隊員是第一次未回家鄉過春節。“他跟學生過,我一個人回東北老家過的春節。”王靜回憶道。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的創辦緣起,可以追溯到這個時間點。

          除夕夜,沒有大魚大肉,男生住的是滴水成冰的大隊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年三十的晚上,老劉戴著圍裙,一邊掌勺一邊讓人去買酒,還準備好了電話卡,讓每一位志愿者給家里打電話報平安。”當時的隊員、中華女子學院的周心靜回憶道。

          大年初一,支農隊員們組織聯歡會慰問村民,“沒想到來了幾千人”。大年初三,劉老石帶著學生離開定州去武邑,調研地方政府亂收稅費的問題。“老劉讓我做隊長。沒有過農村生活經驗的我,雖然以前也做過一些調查但心里一點底都沒有,幸好我們這隊有老劉在。當我們從村民中搜集到各種證據和鎮政府官員對峙時,老劉保持著從容的微笑,還不時對腐敗官員抱以冷笑。我們這些支農隊員就在觀察和學習他的談話方式,也初生牛犢不怕虎地去質問官員……”當時的支農隊員趙玲回憶道。

          調研后期,劉老石感冒發燒了,他樂呵呵地把圍巾包在頭上打個結,繼續工作。“回到北京的當晚,我們二十多人都擠到他的小屋里,他笑嘻嘻地帶著大家通宵玩‘殺人游戲’?,F在想想,當時老劉感冒還沒好,打起精神帶大家玩,很辛苦。”趙玲眼神里閃過一絲歉意。

          四、南塘紀元

          劉老石憾別人世后,中心的工作由白亞麗主持,這個當年劉老石在天津科大的學生,已經寸步不離的追隨了劉老石十年,劉老石親切地喚她作“小白”。沒多少人知道,白亞麗曾經多少次在鄉建路上躊躇過,是劉老石一次次把她拉回了她奮斗終生的事業。

          2003年寒假,白亞麗在北京培訓完后本想回家過年,“回去干嘛啊”,劉老石一聲吼,把白亞麗嚇住了,“當時我就怵怵的”,而后白亞麗隨劉老石到翟城村過了不在家的第一個春節。

          2003年暑假,去安徽阜陽南塘下鄉,那時白亞麗已到了上大三的關口,“我當時都想清楚了,要退出社團,南塘就是我最后一次下鄉”。在北京開往湖北的綠皮車上,劉老石領著學生,一個輪著一個,舉著大喇叭在車廂里來回講他們下鄉的事。悶熱的硬座車廂里老舊的電扇呼呼吹著,大伙兒停下嘴聽這幫學生伢子的宣傳,“連賣貨的乘務員都歇了看我們說”。“火車是宣講室”,在擠得像沙丁魚罐頭一樣的火車上,劉老石一路和外出打工的農民們交談,很快就和他們交上了朋友,有的民工當場邀請劉老石帶隊去他們家鄉調研。

          “北京來人了!”支農隊伍來的消息一陣風刮過南塘的十里八鄉,天天有村民跑支農隊支教的小學校反映問題,“那大爺見著劉老石,噗通一聲就跪下了。”干群矛盾讓村民把申冤的希望放在了支農隊上。

          “學生在煽動群眾上訪,讓學生撤走,否則影響基層穩定。”當地政府的公文也一封封的往北京發,口氣嚴厲的不容質疑。溫鐵軍出于保護學生的考慮,勸劉老石適當時機結束支農?!吨袊母?bull;農村版》的一名女性副主編從深圳乘機趕往阜陽,試圖斡旋,飛機一落地,就被地方政府截走了。頂著溫老師的壓力,劉老石始終沒跟大家說撤的事。“連我也是等劉老石走了以后才知道。”當地負責和支農隊聯絡的楊云標回憶道,這個退伍軍人于2002年組建的維權協會,被當地政府視為眼中釘。

          和地方政府的指責恰恰相反,支農隊員和農民維權協會的會員促膝談心,談的不是上訪,反而是鼓勵群眾把精力放到建設家鄉上,“家鄉是我們的,甭管別人怎么作踐,咱也得建設好它。”當地政府竭力為支農活動設置障礙,供電所依上級指示停了學校的電,天黑了,支農隊員就著煤油燈扒拉幾口飯,繼續跟老鄉們聊。

          “有一天,我和趙猛、胡劍龍去最遠的阜南縣王殿敏的村子,又被他們鎮政府的人給帶走了。經歷過幾次斗爭的我,這時可以學著老劉那樣地鎮靜自如,不卑不亢,最后政府官員也允許了我們的活動。當我們笑著回去的時候,才知道王殿敏看我們被帶走就急哭了。”趙玲回憶道。這一天,學生們被“請”進了辦公大樓,長長的會議桌,這一邊是市委宣傳部和鎮政府的頭頭腦腦,西裝革履,那一邊是農民打扮的支農隊員,談判針鋒相對。幾輪手腕掰下來,政府最終還是拗不過這幫學生的堅韌。經歷了跟鎮政府的談判,支農隊才爭取到在村莊里做活動的自由,這一駐扎,就是整整28天。

          楊云標屋子小,只睡得下女學生,劉老石帶著男學生就在楊院子里席地而睡,“他身邊總圍著五六個村民,當別人的鼾聲此起彼伏時,劉老石幾個還聊得熱乎”。七月雨水多,濕濘濘的泥巴地,一翻身就是一個坑,實在睡不下去了,劉老石才帶著男生們到別處農戶家求宿。有一天凌晨四點,老劉就喊男生們去幫村民除草,不幸的是他一開始就錯把一棵莊稼拔掉了,于是,一群人非常謙虛地跟鄉親們在月光下學習辨認莊稼和草。

          讓村民從“哭著維權”到“笑著鄉建”,劉老石在村民中遍尋文藝骨干,寫狀紙的手顫巍巍敲起了鑼鼓。 支農隊員和村民骨干一起組織起了文藝隊、老人協會。“文藝是個好的切入口。在有些地方,要建立經濟合作組織,就必須先靠文藝形成凝聚力。”劉老石主張“扶人先扶志”,他認為農民的無力在于農村的非組織化,而農村更為根本的是精神貧困。

          劉老石帶著大學生們做了“兩件半事”,即組織了文藝隊、評選了“十佳兒媳婦”,初步組織了老年人協會。“文化切入,精神培訓”,是劉老石實踐出來的組織農民的有效手段,新鄉村建設運動的開始,就是以農村文化為切入,并試圖通過恢復合作文化進而推動農民組織化的一系列探索。

          在《農村發展與青年知識分子鄉土回歸》一文中,劉老石把南塘作為“鄉建十年”第二階段(2003~2007)的里程碑事件,“以2003年安徽阜陽南塘村為標志, 鄉建運動開始從原來的對抗為主的調查逐步轉向以建設為主的新鄉村建設運動。”

          2003年以來,劉老石來過南塘村六次。在3月26日南塘興農合作社召集的劉老石追思會上,一位名叫唐英的老大娘眼圈泛紅,淚水止不住的滑落,數落起劉老石的好來,“他就把著我的手,勸我參加老年協會。問我,想學腰鼓不?我當然想,從年輕時就想。”劉老石當場掏了五百元,給合作社文藝隊添置了二三十個腰鼓,“一看到腰鼓,就想起劉老石!”說著說著,大娘的淚水又下來了。

          五、三岔拐點

          2002年國慶,劉老石帶著北京和武漢幾所高校的學生到湖北房縣窯懷鄉調研,認識了三岔村以向昌海為代表的幾個農村帶頭人,他從大學生利用假期開展支農調研向扎根農村進行切實的鄉村建設實踐的轉變思路,就是從三岔村開始起步的。

          2004年寒假,大三上到一半的白亞麗決意休學。“半夜里發短信給趙玲和劉老師,只有他們兩個支持,其他人一片反對聲。”畢竟,白亞麗所讀的專業自動化和農業隔得太遠了。

          白亞麗休學,成了“全國大學生休學支農第一人”,她一頭扎進了湖北三岔村;西南農大本科生肖青工作兩個月后,放棄了深圳一家公司的4000元月薪,拿著中心給他每月區區300元的補助,和白亞麗站在了一起;武漢大學畢業生詹玉平辭去珠海的工作,共同組成了三岔大學生三人組。

          而在這之前的三個月,2003年11月,劉老石已經帶著肖青、詹玉平到三岔村啟動第一輪的鄉村建設培訓。神農架的冬天奇冷,沒有炭火,也沒有爐子。“大白天都和老劉擠在一張床上,捂著被窩辦公。燒火做飯,我不會,只能打打下手,燒火,炒菜,都是他干。因為擅長寫批評報道,地方官員也對他敬畏三分。”肖青回憶道。

          劉老石在三岔村調研期間,聽聞了一件發生在他到前兩天的事:建在該村的鄉敬老院里,一位死去老人的一條腿,被另一個老人煮了吃!貧困和社會保障的欠缺所引發的社會倫理悲劇,震撼了劉老石,聯想到先前在南塘的經驗,劉老石決意通過建設村民組織,讓村民走向團結互助。

          2003年春天,三岔村小學一間教室的土墻上,舊白紙在疙疙瘩瘩的墻面上貼得有點歪斜,上面寫著“鄉村建設人才培訓班”。

          小學年久失修,屋內僅剩幾個床板,集中培訓的村民只能在教室打通鋪,鋪上稻草,在又潮又冷的泥地上將就幾晚。本有床睡的劉老石卷起被子,和農民肩并肩睡到了一起,“睡稻草不吉利,我們幾個學生當時都有顧忌”,白亞麗回憶道。鍛煉,廣播操、籃球、跑步,劉老石還當起了教官,組織農民軍訓,一板一眼練隊列。

          由猜忌、抗爭、不信任攪渾的三岔村開始走向團結、互助,村里不僅有了文藝隊、老年人協會、婦女協會、養豬協會、板栗協會、養雞協會、魔芋協會和天麻協會,也有了合作社,還建起了夜校、圖書館。但是所有的花費僅有2000元,這正是大學生們精神扶貧,“多投入勞動,少投入錢物”的原則的再現。

          白亞麗、肖青、詹玉平這三名大學生志愿者在三岔村一扎根就是整整一年。劉老石不在村里的日子,也會每天早八點打電話,以驗證學生們有沒有進村工作。以至于碰到天氣不好呆在屋里時,詹玉平就心有余悸地把電話線給拔了,“不愿聽到那準時響起的鈴聲”。

          正月十五時,白亞麗的奶奶去世,她當時一直猶豫要不要回去看奶奶最后一面。隨后,劉老石來三岔培訓,看到住宿環境很臟,碗筷也沒刷,“一生氣就踢開箱子,不問青紅皂白就罵了我一頓”,白亞麗委屈到哭了起來。

          “當時的我性格很激烈,跟劉老師從來不是以商量的口氣,動輒就跟他吵,‘你憑什么’是我最愛對他用的口頭禪。”白亞麗回溯當時和劉老石的分歧,“身處村子里,工作思路和劉老師有差異。我認為是該滿足村民的物質需求。”在三岔村,村民要的是物質利益,“那話說得不好聽到我都接受不了”,和白亞麗他們相熟的老張,有一次喝醉,跑到學生住的小學里吼了半天,罵他們來三岔只是為了“寫報告、交差”,酒醒后老張有愧,好幾天不敢見學生。

          在培訓期間,對于“大學生支農是繼續擴大規模,還是就一個點做精做細?”,支農老隊員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進而質疑劉老石領著村民“跳跳舞”的文藝切入戰略。“劉老師提醒大家不要走錯方向,搞個天翻地覆,是不可能的。”何志雄回憶道。劉老石的團隊由此達成共識,在全國大學生支農的大局下,還是應實踐先行,從一時一地做起。

          三岔村茶葉專業合作社的向昌海一直尊稱劉老石為“劉主任”,盡管每次劉老石都擺擺手讓他叫他“老石”。“劉主任找蘭考的衡老師去了兩次三岔(衡老師是鄉建界文藝隊的主要教練和推動者),現在我們文藝隊做的很好。3月19日省、市、縣文化局的來我們這調研,給我們很高評價,19日下午我打電話給劉主任,向他匯報調研的情況。沒想到就兩天,再也向他匯報不了工作了。”

          2004年底,白亞麗一年下鄉休學期近,多家媒體想采訪她,可她“死活不愿接受”。“劉老師勸我,不是關心我個人,是關心我們的事業。”可她怎么也想不通,一氣之下跑去南京散心,劉老石的電話和短信一律不看??山舆B接到劉老石托同學發來的好幾條訊息,小白心軟了,師生間來回短信討論起人生的追求來。 “一顆星星再閃,天空仍然是黑暗的”,小白被說服了,回到了三岔村。

          六、流亡路

          2004年底,《中國改革•農村版》???,《中國改革》雜志社搬遷至氣象局。劉老石拒絕了跟隨雜志社去氣象局新址工作的機會,“氣象局那邊有門衛要查證件,上訪的老百姓進不去。”當時劉老石還沒正式離職,為了留處地方給北京高校支農隊員,他仍堅持在原大學生支農調研的辦公室扎營。

          那是一棟五層的樓,因為北京交通大學東門施工,行將拆遷,停水停電。辦公室位于四層,從樓梯左拐上來得穿過長長的走廊,滿地狼藉,遍布著先前搬遷時遺留的雜物,還有上訪的百姓東一疊西一疊的過夜被褥。扇扇門緊閉,間或有幾扇印著鮮紅的“拆”印,獨獨大學生支農的門是敞開的,依舊人來人往。十幾平米的屋子里,人多時連個擱椅子的空當都尋不著。一到晚上,黑燈瞎火,大樓蒙在幢幢鬼影中。當時小白找不到住處,就在辦公室將就睡了二十天,“不敢出門。廁所在走廊底頭,一晚上都不敢上。”

          終于連辦公室也呆不下時,劉老石和同事在交大旁租了小單間。小單間竟然擠了五個人住,男生們通通打地鋪,睡滿了,人進屋都沒處落腳。生活的窘迫不能壓抑年輕人的熱情,他們常常討論到夜里,以至于鄰居多次在門口貼條子,警告他們收斂些聲響。

          不足經月,劉老石上了黑中介的當,提前繳納的幾個月房租被吞且不提,還不得不星夜逃離。“怕房東上門滋事,只能趁夜里轉移。”搬家公司的農民工友見到滿屋子的鄉建培訓資料,以及原來的上訪材料,急了眼。“這么多書,要搬到啥時候啊,這趟肯定虧了。”劉老石好好陪搬運的工友吃了頓夜宵,一番曲折道完,工友們抱拳佩服,怨氣全消。

          搬至車道溝的一處兩室一廳,五六十平米。大間的用作接待辦公,不能住人,剩下的小間擠滿了男生。小白和另一位女隊員在客廳拉上簾子,另隔出了間巴掌大的地方睡。而當王靜來看丈夫時,男生就把僅有的一張床給嫂子讓出來,全員打地鋪。而后輾轉到東壩,與孫恒等一干工友同住,直到2005年中葉搬進上地趙莊,才有了十幾間房子。雖然既不通風,光照差到白天也得開燈,但中心的辦公場地終究有了個落腳地,結束了半年多的漂泊。

          “我覺得老劉最困難的時候就是05年那會,當時老劉的大學生支農事業已經名氣很大,很多青年來投奔他,不缺人,但是手頭沒經費,沒場地,這些青年的吃飯問題都得讓劉老石傷腦筋。”楊云標當時還去過劉老石租的屋子,“那地窄的,睡都沒地方睡”。

          “記得從三岔剛到北京,在小單間見到國榮時,因為沒有錢,他已經連續吃了幾天饅頭。一路走來,沒有老劉的感召和帶動,大家是不可能堅持下來的。”詹玉平坦言。

          “什么才是一種做事情的狀態?就是你成功了不覺得高興,失敗了也不覺得痛苦,就像一塊石頭一樣。理想已經內化,成為你的一種生活習慣。”劉老石的格言慰藉了很多跟隨過他的支農隊員的心。

          七、人心難齊

          “當我們那一期人才計劃畢業總結時,整個討論充滿了火藥味,有幾個學員借著提意見的機會,質疑中心和老劉的某些做法,老劉在前臺坐著,默默地聽,默默地記。”一期人才計劃班的班長馬永紅回憶道,他在參與人才計劃期間,參加競選合興村村委會失敗,失意于基層政治,由此聲名大噪,成為一個掀起巨大爭議的大學生村官典型。

          “當晚的畢業聚會,提到中心幾名老隊員的離開,老劉顯得有些委屈,但是他并沒有爭辯什么,只是陪著我們喝酒。”劉老石一個人把“醉的在地上打滾”的馬永紅連背帶拉回了宿舍。“當時在路上風特別大,我和他有一句沒一句地說話,他連給我說了幾個難,我說你流眼淚了,但他說‘沒有,我是老石,我能流眼淚嗎?’”

          當晚,劉老石安妥好馬永紅后,并沒有再去聚會現場,而是一個人在辦公室默坐。等其他學員回來后,其中一個人跟劉老石起了口角,劉老石“一怒之下將辦公室的門踢爛,之后背上那個小包揚長而去,誰也攔不住。”

          一期學員何志雄在從餐廳回中心的路上,碰到了“怒氣沖沖”的劉老石,挎著背包埋頭在路上急行,嘴里嘟囔著“我永遠不會原諒這幫家伙”。“那幾個人平時就愛說劉老師的壞話,中心就這么大點地,能不被老師聽到嗎。”白亞麗至今還為劉老石抱不平。

          人才培養計劃在劉老石眼中如同“鄉村建設的黃埔軍校”,而整整一年下來,符合他期望的人在哪里?夜已深沉,公交車已停,郊區出租車也沒有,那一夜,劉老石能去哪里?

          次日有一個重要論壇,按理劉老石要出來做一個講話,并且要親自在結業大會上給一期學員們發畢業證書,但是,他電話關機,發信息也不回,這一避,就是整整一周。

          原來,那學員和劉老石口角是因為擔心因為自己的劣跡拿不到畢業證書。中心到湖南仙桃巡查項目點時,發覺駐該點的兩名學員煙灰缸塞滿了煙頭,“住在半山腰逍遙得很”,村民也說這兩個學員“沒幾天見得到”。當學員期結束后,更是發現本應撥付給項目點村民的工作經費,“800元也被挪用了”,學員離開村子后村民才敢說真話。“這是信息不對稱造成的”,白亞麗總結道,中心想建立制度考核學員的表現,“證書也分好幾種,最優秀的人大和中心同時蓋章,表現一般的只蓋中心一個章,表現不良的推遲半年答辯,再差的直接補給畢業證。”當一期學員的評估分數張榜公示后,這兩個學員覺察苗頭不好,便鬧了起來。

          按一期學員何志雄的解讀,中心初建的兩年間,劉老石完成了“從支農隊員到機構負責人”的角色轉換。“劉老師沖著很前面,其他人趕不上,他脾氣那時特別大,也特別著急。”

          “我們新來的沒有包袱,老隊員保守,不像我們激進”,那段時間也是早年跟隨劉老石的支農老隊員紛紛離去的時期,“走著不夠快,不想被拖著”,老隊員的告別顯得辛酸又苦楚,盡管離去,這幫老隊員基本上還留在鄉建領域。

          “互相拍桌子、摔手機”,何志雄回憶起那時學員和劉老石之間的往事。“其實這是好事,說明氛圍坦承。”多名當時的學員回憶說,劉老石當時是一個經常說話很直,有時候甚至不給人面子的人。“老劉從不用什么籠絡人心的手段,他以自己的言行做出了最好的表率,讓人覺得,在他面前,如果存有私心雜念是一件值得羞愧的事情。不過,或許也正是如此,因為和老劉共事,需要時時受他影響,向他看齊,能達到這個標準的也少之又少,于是,大浪淘沙后,剩下的金子也越來越少,鄉間道上,往往只剩下了老劉踽踽獨行的身影。我們不能苛責老劉,只能說,在這個時代,理想主義者既然選擇了這樣的路,就注定是孤獨的。”馬永紅說。

          車禍前一周,劉老石跑到杭州去巡查中心派駐在專注于工友活動的“草根之家”的學員。馬永紅當時回到中心,見不到恩師,不由遺憾的設想,“多想和老劉來場激辯。我想他會說我做事不注意策略,而我會反駁他運用策略不能夠失去原則,我想他會說我不應該把鄉建改良和民眾啟蒙結合起來,而我會反駁他這正是鄉建需要突破的瓶頸……”

          在離去的人的隊伍中,卻也有著一種“超出戲劇的荒誕”。“一個小女孩突然跑過來找我要參加下鄉和培訓,那是我們學校的一個小女孩,看起來很單純。我當然很高興,他此后來了幾次,很積極和很主動。但是后來突然消失了。”2007年初,她接連來京參與了二期培訓,次年憑自身努力考入北京一高校后,給中心工作人員陳世華發出了一封懺悔信,并委托其轉交給劉老石。原來,她先前是科大教務處派來調查劉老石動向的“臥底”,領導答應她以研究生保送為報酬??膳嘤栔?,她為劉老石的大學生支農事業所觸動,堅拒了領導的保研誘餌,“我不要保研,我要和劉老石一起幫助農民”,領導目瞪口呆。最后,她通過自己的努力考上了研究生,與天津科大再無瓜葛后,才放心地向劉老石坦陳真相。

          “第三屆全國大學生支農調研交流研討會期間,先生走進教室,問我們‘誰買了飲料?舉一下手!’教室里好些人舉起了手。先生給我們講支農調研隊下鄉的紀律,講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講為什么不能喝瓶裝水……從那天后到交流結束,一周多的時間里,我們再也沒有人去買瓶裝水喝,雖然北京的夏天特別炎熱。一天早餐之后,先生走進教室,手里拿著半個剝了殼沒有吃完的雞蛋,說是在垃圾桶里看到的,然后把我們狠狠地批評了一頓,雖然沒追究是誰扔的,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感到無比羞愧。”三期學員杜繼文回憶道。

          “在北京鄉建培訓時,同志們都說我有小資情節,我感到很是委屈。老師知道后說:‘做我們這個事業的,必須和底層人們結合在一起。要想跟底層人民結合在一起,必須融入他們的生活中。’這句話對我以后在農村工作的開展中起到了很大的幫助。”三期學員杜鳳翔回憶道。

          三期學員曾利華第一次和劉老石同桌吃飯時,“當我吃飽時我的餐盤里還剩有一團米飯,劉老師二話沒說把飯扒到他的盤子,吃到盤子里一粒米不剩。”

          2008年,二期學員王曉平在中心工作兩年,行將被納入管理人員時,因為表弟去世,不得不返鄉做公務員以照顧父母。當他在政府部門掙扎了兩年,最終毅然辭職再次回到中心時。劉老石是又驚又喜,希望他盡快回到中心去做全國合作社聯盟的事。按劉老石的話來說,王曉平終于跳出了“從左口袋掏到右口袋”的桎梏。

          “我負責的本來是志愿者服務隊,結果聽完劉老師的講座,就改成支農隊了。”六期學員王芳回憶起她和劉老師在學校的相識,“當時我就跟被‘洗腦’似的,我媽還以為我加入了傳銷組織,總以各種理由來看望我。”

          “中心是永遠的家,什么時候都為大家敞開著,只要大家什么時候感覺想回來,可以隨時回來,或者外面實在混不下去的時候就回來。”尚孝龍懷念著劉老石,也在反省著自己,在悼詞中,他這么述說,“老師,其實我很困惑,離開中心的是因為我無法放下心中那塊名利的石頭。您的心是堅硬的石頭,而我的心里也有一塊石頭,脫不開名利。我希望有一天回到支農的道路上時,您不要指著我的鼻子罵,甚至鄙視我的靈魂??墒悄趺纯赡鼙梢暷??我離開的時候,您還說,鄉建中心隨時歡迎我回去。”

          三期學員吳豐恒在劉老石鼓勵下,暫離中心,進《每日經濟新聞》當記者。按理說,此時的吳豐恒就不能領取中心的過年福利了。“分給劉老師的那份他從來不要,要留給小吳補身體,為給小吳保暖內衣,他還跟我吵架,一定要給小吳買。”負責福利發放的馬雪霞回憶道。“那些是劉老師為我留的?我不知道啊,我以為本來就是給我的。”吳豐恒在劉老石追思會上得知實情,頗驚訝。

          跟隨過劉老石的上海師范大學支農社團前負責人李勇想來中心看看,“他連路費也沒有,劉老師要我想辦法,李勇口碑不好,大家都不樂意他來。劉老師罵我沒人性沒感情,堅持要資助他來。”姜令回憶道。結果,李勇來了幾天,招呼不打一個又悄悄走了,連電話也不解釋一個。“我埋怨劉老師,你這落的什么事?劉老師說他不后悔。”李勇報銷的路費缺票據,無法入賬,劉老石自掏腰包,幫他墊上了。 “落難時幫人,能幫一把就幫一把,你不收留他們就流浪街頭。”這是劉老石常掛在口邊的話,李勇這樣的事,也并不是孤例。

          車禍前兩天,3月19日晚,三期學員楊靜接到劉老石的短信。“找到工作沒?”“沒。”“有什么想法?”一來二去,楊靜選擇了不回復。“當時煩老師,就沒回。”十點多,當楊靜上床入睡時,劉老石的短信又來了,“工作的事別著急。”每每想到這幾年來屢屢不回復劉老石短信,楊靜就深深后悔,“老師打心眼為我們好,我們都被寵慣了”。

          “我們不能聽任命運的擺布,我們應該擺布命運。”在1982年11月18日的日記里,14歲的劉老石以此表明自己的人生觀。

          2007年7月,在人才計劃三期舉辦的首次培訓上,劉老石講到國外某位為民族事業奮斗終生的社會活動家時,忍不住潸然淚下,現場也隨之一片泣聲。“這是與老師相處的三年時間里,唯一一次見到他落淚。老師問在場的大家,‘你們準備好了嗎?’然后他自言自語地回答:‘我已經準備好了。’”三期學員吳豐恒回憶道。

          八、批斗劉老石

          每年年會,人才計劃的學員從各地駐點回到中心,各部門總結上年工作,是發牢騷最集中的時候,中心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風氣也最為顯現,這時劉老石就等著挨批了。“很多問題依賴他,還老覺得他挺多問題,這么多不完美的地方。”學生們都知道劉老石不會跟他們計較,誰都敢放開膽子跟他吵。

          2008年,在中心大學生部門工作的是三個新人,不熟悉工作思路,“人可刺了”,其中一位在總結部門上年工作時,當著所有人指責劉老石不問情況就工作調動,“你別領導中心了,連大學生部門也領導不了。”

          苗頭一起,大家的氣就上來了,一部門負責人也向劉老石直言,“不要管我們部門的事,下面的人不能越級上訪,你安排工作和人都得先跟我溝通。”這種群起揭發的場合弄得讓人以為劉老石的人都有問題,連“發短信沒回”都成了罪狀一條,劉老石最后委屈的自白,“我這個人,這么多年,大家要相信我,人是沒問題的。”

          二期學員陳友耕,曾擅自脫離隊伍,當走投無路時又提出要重回中心,例會上中心其他人一致拒絕他回來,劉老石力排眾議,讓他回來工作。在年會上,當有人批評起劉老石在工作上的問題時,這位學員趁亂而上,提出“要改組中心管理委員會,把劉老石選下去。”

          每逢冬天時,在天津的劉老石總是電話不絕,關心買蜂窩煤供暖的事,“我們挨著凍的,都沒他急”。“我怎么成管家婆了?連暖氣也要我管。”劉老石感嘆道。中心不單是辦公場所,也是舉辦對外培訓的地方,因此劉老石紀律抓得得緊,從每天早六點半的起床晨跑,到值日衛生的責任落實,“學生自由散漫慣了,當然有苦衷,帳都算到劉老石頭上了。”每年年會,當劉老石被群起圍攻下不了場時,總是得小白吼一聲“你們是要把劉老師累死才滿意??!”大家才消停些。爭論不休時,“看劉老師沉默,偶爾一聲嘆息,我便覺得心酸。”

          “劉老師年底被評選為‘偽娘之首’,因為他管得太多,事兒媽,連談戀愛都管,車禍前還問張斌,要給他當紅娘?;蛘甙l短信給大伙,鼓動著要促進誰和誰一下。”劉老石每次做完自我批評后也在思索改變的路徑,“其實中心就是我們,并不是我一個人。”中心相繼作出體制變革,設立了公社管理委員會和美好生活促進會等機構,通過一人一票,讓大家選出自己認可的管理人員,讓中心的各個層面有分工有授權,也讓大家在學會自我管理中,慢慢消解了對劉老石的火氣。

          “美促會”有一項職能就是撮合大家,讓大家真像生活在一個社區。還有接待學員家長,比如德斌那時從云南接父親過來,劉老師就組織大家夸德斌,讓老人喜滋滋的,還送老人去體檢,連請老人去村口的餐館吃飯也專門叫車送過去,以示尊重。而他自己確是走過去的。

          在劉老石一手策劃的“新幸福主義”集體婚禮上,呂程平和白亞麗相擁相吻。“是劉老石撮合我倆的,做紅娘做到‘肆無忌憚’,”呂程平回憶起劉老石為他做媒。“我當時追小白,小白很矜持,小白把我追她的事跟劉老師說。”一天,劉老石約呂程平到人大咖啡廳談心。僻靜角落。“劉老師打量我一番,‘真當你喜歡上一個人時,你才能感覺到自己的存在。’一副哲學家的腔調。‘我覺得這事還有門。’劉老師的話讓我大喜過望。”原來,劉老石前一晚已跟白亞麗談過心,“為什么不接受承平?”白亞麗的回答并不堅決。從此,有了劉老石的支持,兩個年輕人的心在慢慢靠近。“小白第一次單獨去我家,在劉老師安排下,其他同志都‘煽風點火’,通過輿論去鼓勵小白。”

          “我和小白在熱戀中不斷磨合,但也產生了很大的矛盾,跟劉老師求助,既然他做了月老,特別無助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他。”劉老石指點呂程平兩招,矛盾就迎刃而解了,“劉老師對關系的把握很到位。”

          做得越多,犯錯誤的幾率就越大,不僅中心,鄉建領域的不少人對劉老石做過的事情提出過很多批評,但他是個善于反思的人。2010年11月的鄉建總結會上,與會者中,劉老石對自己的不足之處提得最多,“始終都那么誠懇地微笑”。“在我后來接觸到的公益圈子里的人當中,極少有老劉這樣的人。而當我用跟老劉的交往方式去跟其他某些所謂厲害人物交往時,也碰了一鼻子灰。”趙玲回首劉老石,不勝唏噓。

          晏陽初曾說過,自己要花三分之一的精力做人的工作,既要避免個人英雄主義式的內部專制,又不可陷于“民主”不能自拔。劉老石在《中國改革•農村版》的同事、長期以來的戰友鄭現莉在緬懷他時說:“他在日常工作中的民主作風也是我欠缺的,我不止一次向提過他工作中泛民主的問題,往往導致決策效率很低,現在看來還是我錯了。”

          “在思想上、思考上求異存同,行動上求同存異”。討論的時候態度言辭不妨激烈,甚至可以推到極端,越是這樣,越有利于思考,有利于從另一個角度看待問題,但具體到行動上,則又是一個團結的、有機的整體。晏陽初鄉建學院的經驗告訴劉老石,學生們的苛責是好事。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為師長者的角色,正如他“拔牙竟可以不打麻藥”,一次次,他唾面自干,只為了能維持團結,把力氣都花在行動的執行上。

          “孩子們,勇敢地去愛,勇敢地去體會這個世界。”劉老石從來甘當后來者的墊腳石。

          九、勞動者劉老石

          一位貴州的大學生參加過中心的培訓后感嘆,“中心的伙食,跟我父親在建筑工地的伙食差不多。”這些蔬菜都來自于中心院子里那三分菜地,而這生態農業的肥料靠的是中心專門修的旱廁。

          “老劉比以前包容了很多。對他原來嗤之以鼻的生態農業,也愿意開始嘗試。雖然仍是對一些基金會的做法強烈批判,但也開始看到人家的長項。”與劉老石一同創建中心的詹玉平說。“劉老師是不贊同過多向技術傾斜,他認為如此一來會輕視改造人的因素的重要性。”白亞麗解釋道。

          “走理想之路,過有意思的生活”,步入溫泉村邊緣的這個小院落,進門墻壁上粉刷著一行雪白標語。偌大的幾十間屋子,只有唯一一間教室有取暖設施,主要是為了培訓講課的需要。在北京長達5個月的供暖期內,中心絕大多數的地方冷若冰霜。劉老石和學生們一起住在夏天充滿腳氣味,冬天寒冷徹骨的房子里,一起睡架子床,一樣輪班打掃衛生,輪班做飯——劉老石往往做得更多。 “痛快的生活,一是自己給別人犧牲,二是勞動。”梁漱溟的話劉老石是這么聽的,也是這么帶領學生們去做的。

          趕上每周日的大掃除,“第一個跳下糞坑的就是劉老師!”劉老石在改造生態旱廁時也是身先士卒,接上自來水管沖,用靶子耐心地摳已經干結成塊的糞便。“頭幾次搬糞桶都是劉老師示范,他從來就不怕臟,啥防護都不用就跳進去了,弄完后一身臭還笑嘻嘻的。”糞桶倒到菜園發酵池,覆蓋上一層土,防止生蛆,等幾個月過去,就是最好的化肥。

          劉老石不僅自己勞動沖在最前面,還把自己父親也拉上,上陣父子兵。2008年7月中心剛搬到現址時,冬天沒暖氣,做飯的人凍到手僵得拿不起勺子。劉老石的父親專程從天津過來,把車庫改廚房,給廚房換上塑料布框子,做了個防風的大門。“老爺子手工活很棒,挺硬朗。誰想得到這一摔哎。”白亞麗想到劉老石父親3月初摔斷了肋骨,不禁傷神。

          “劉老師之前每次回中心時,都會帶一束花。”中心還在永豐屯時,劉老石每次下城鐵上地站,來程路上,總會從花童處買一束鮮花,“看到辦公室的空花瓶插上了鮮花,就知道劉老師回來了。”

          2010年8月,劉老石隨中心培訓的大學生支農隊下到安徽亳州,一方面指導支農隊,一方面給亳州譙城區農民聯合社作培訓。這支支農隊以女生為主,劉老石心疼鐵姑娘們伙食清苦,買了好幾袋水果犒勞支農隊員。結果當他提前先回京時,一翻口袋,發覺連113元最便宜的硬座票也買不起了,不得已,跟送他的聯合社理事長現借了100元買票。

          “中午吃飯時間,我看見學生們都集合排隊拉紅歌,然后去吃兩位值日生做出的最簡單的飯菜。學生高亢嘹亮的歌聲和那種精氣神,我在大學校園里從未見到過。”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師孟登迎第一次到中心時,感慨良多。

          從2005年在趙莊開始,劉老石就在中心建立起了“朝話制度”,這是效仿當年梁漱溟在定州的實踐,“人的熱情是可以感召的!”,劉老石常常以梁漱溟的話自勵。每天早六時半起床鈴響后,中心所有人都列隊集合,當日的值日生領著大家,一個個說當天的工作目標,值日生再做總結陳辭。在這個院子里,平時二十多名學生,培訓時一百多名學生,這樣的小型演講發生在中心的每一個清晨。

          2月27日,劉老石倡議在中心培訓的全體學員集體拉練到懷柔野長城,單程七十多公里,所有人有生以來從沒有走過這么長的路,“好多人腳磨都起泡了”。“劉老師不嫌臟、不嫌臭,拿起針就幫孩兒們挑破水泡,然后涂碘酒。孩子們都說,‘這些水泡真幸福……’”

          這只是劉老石掀起的“新生活運動”的一斑。面對來客,他總是不無自豪地聊起他為六對年輕人操辦“新幸福主義”集體婚禮的事。這場婚禮發生在2009年12月,六對中有五對是中心內部的工作人員配對。除了儀式是借用別的機構提供的場地,酒席、洞房和其他集體活動都是在中心舉行。“自己做的菜自己吃”,賓客們吃上了劉老石領銜的炊事班做的喜宴,他認為這種形式既節約了婚禮的支出,還建構了新型的簡單純樸共助的人際關系,談及這樣對待物欲的平常心,他眉宇間洋溢著助人自助的幸福感。

          四川省委黨校新農村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大鵬說,“在日常中持久執守著溫和的理想不容易,湘波做到了,而且還很熱烈。他也期望別人能夠像他那樣熱烈,為了實現這一點,他甚至動用一些舊時代的符號資源去鼓舞人心。這種方式引起過爭議,被認為有點左,但是絕大多數人都認同他做的事情以及他真誠做事的積極態度。”

          十、師者劉老石

          2007年,剛上大三的天津科大男生李昭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課上第一次見到劉老石。“他的課男孩子比女孩子多,成績不是前十來名的人喜歡上。”學生們習慣性的一進教室,就縮到最后面。“劉老師進門第一句話,‘我從現在開始講,講到你們都坐到最前面為止。’”陸陸續續有人往前面坐,直到有人每次課都坐第一排,成為了劉老石的鐵桿,李昭就是其中之一。

          “我第一次跟劉老石提出想加入人才計劃時,還沒跟他說過話,他一看我就樂了,你不就是那個每次穿紅衣服坐第一排的嗎,我一看你坐那,就知道在給哪個班上課了。”李昭那時想得開,是先辦完休學手續才跟劉老石提的,“劉老石夸我,‘我比較楞,你比我勇敢,我考慮好多次想從學校出來都沒出成。’”

          在天津科大,劉老石是專職的公共課老師。他明白,和全國幾乎所有的青年人一樣,學生們會同樣用睡覺和逃課來對付他的課。“面對著那些茫然困惑的眼睛,我知道我必須改變他們,我必須要領著這些青年人向前走。”劉老石在他的《老師是用來犧牲的》,如此詮釋他當初站上講壇時的志向。

          劉老石在大學同事中有個綽號:“老講”,因為他課余時間都用在中心的工作上,沒有更多的時間寫論文、出書來評職稱,講師的職稱從進校以來從未變更過,他整整教了十年的公共課。十年教下來,還有多年前的學生從馬路的對面跑過來和劉老石打招呼,主動介紹自己是他從前哪個班的學生。“當很多青年人離校多年還跑來聽我的課時,當青年人跑來跟我商量決心休學,選擇新的人生時,我知道這是對我最好的回報。”

          “剛到天津科大教書時,老劉經常學老毛,到處張貼號召大家關注農村的大字報。”因為劉老石批評教務部門思想僵化,課程改進不利,“他們竟然派人以聽課的名義騷擾課堂,甚至找個理由來報復我。我“不對”的地方是,讓他們每次都找不到報復的理由,他們很生氣又很丟臉面。” “我們都不知道他受了這么多委屈”,聽說了兒子在學校的遭遇,劉老石72歲的老母親失聲痛哭,“他回家從來不跟我們提”。

          2010年7月31日,劉老石正式辭去了天津科技大學的教職,這距離他成為大學老師,剛好十年。

          “他以一個理想主義者要求自己,并已經做了為主義而犧牲的準備。”劉海英說出了他理解的劉老石。劉老石讀博以后,陸續寫出《修養的三個現實問題》、《一個理想主義者的修養》等文章,讓懷疑他“長于行動而弱于著作”的人啞口無言。 “沒有將偉大的理想植于每日的看似瑣碎的工作里,怎么又能寫出這樣有靈魂的文章呢?”

          當他遞交辭呈之際,寫下追述長文《老師是用來犧牲的》,用了這句話以作結束:”青年們是用來成長的,老師卻是用來犧牲的,甚至這個時代都是用來犧牲的。是的,沒有犧牲哪有成長呢?但愿在一棵老樹旁能夠長出滿懷希望的春天來”。


        劉老石生前遺照

          十一、理想主義者的愛情

          支農團體成了“進步青年人的理想王國”,這是劉老石最為欣喜的事。他用鋒利的言辭抨擊著那些“被教誨成為自私自利的豬彘”,去號召青年們“對窒息的大學和沉淪的物欲的反叛”。

          劉老石說,三十歲前不要考慮工作,四十歲前不考慮房子,年輕人就要有年輕人的樣子;

          劉老石說,無欲所求的人,世界都奈何不了你;

          劉老石說,一個人的戀愛和事業息息相關,一個人的戀愛要在事業中找,能夠在事業上支持你的人,才是值得去愛的人,不能同患難的她,帶來的只是悲劇……

          “那時的湘波經常把王靜的照片揣在身上,他有著一種純粹的愛。他說,王靜很愛他,很支持他的追求,不是一時的支持,而是一貫的堅持!實話說,與湘波交往共事的女孩很多,我發現他從來不與任何女孩開玩笑。”劉老石在湖南師大的師弟莫宏雨回憶道。

          在劉老石一手指導起來的天津科大“新希望”的社團例會上,每周四晚,雷打不動,劉老石都攜妻子王靜與會。“我從沒想到老師會帶他愛人來開會”,白亞麗說。“當時我和相波在天津一個親戚都沒有,我們倆相依為命。所以,我一有時間就跟著他。”被學生們喚作“嫂子”的王靜說。感情深了,老隊員都喊劉老石作老劉,“新希望”的兩名女生體貼老劉忙雜志社的事因而很少回家,便“搬到老劉家里陪嫂子住”。

          “在我家孩子沒出生前,那三年間,每次相波的例會和五一、十一的下鄉我都會參加。”王靜回憶。湖北房縣、河南蘭考、山西,一路田間地頭,伴侶攜手同行。2003年在北師大召開的第一屆大學生支農調研交流會上,“許是老劉老久沒回家了,嫂子找上門來”,在當時與會的支農隊員眼里,那是一位“很溫和、很給丈夫臉面的妻子”。

          “小家你管,我只管大家。”劉老石的哥哥嫂子都覺得弟弟怪,“不負責任”。王靜在銀行工作,總是支持丈夫干他的事業,“中心的孩子們不夠辦信用卡的條件,她就給她們辦!他們都尊稱她為‘師母’。”

          家里大事都由王靜一手操辦,買房貸款都是她一個人跑,等買好房了劉老石第一次回新家,“連家在哪都找不著北”。劉老石博士英語課要用到《牛津英漢詞典》,就讓王靜幫他上網買,劉老石不會開車,連洗漱用品也是王靜放假時自己開車送到北京來。

          2003年,王靜把七十多歲的公婆接到天津同住,還得照顧同居的劉老石的年近40歲、智力障礙的單身弟弟,“之前天津科大的教工宿舍就四五十平方米,一大家子,都師母一個人張羅。” 晏陽初平民教育發展中心的張俊娜聽劉老石的同學說,他們去天津時,大夸了嫂子一通,說嫂子美麗溫柔賢惠,帶大家出去玩兒時考慮的細致周全等等,“可老劉卻嫌她羅嗦,總說她的不是。后來跟邱老師聊到劉老石,想起這個事。我忿忿不平地說,他這樣的態度,嫂子怎么就受得了他!邱建生卻哈哈大笑:‘老劉表達愛的方式,就是訓她一通!’”

          十二、“老劉,好好休息。”

          在劉老石搶救期間,王靜安慰著痛哭的友人:“湘波總是在外面忙他的事業,這下,總算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倪國華時常會記起劉老師跟他在宿舍臥談時提起的一句話:“這個社會留給改良者的時間太少了。”劉老石自詡是一個改良主義者,他說他經歷了中國農村社會矛盾最尖銳的歷史時期,在“冷漠”與“煽風點火”間,他不偏不倚,埋頭干事,他的足跡留在了田間地頭。

          許多人曾經多次質問劉老石這些努力是否能夠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實踐者啞言以對,他們不屑于爭辯,真理在他們心中。中國經歷了6400年的歷史,經歷了26個有歷史記載的朝代,經歷了幾百個皇帝、總統和國家主席,動用了全部的國家資源,都沒有解決三農問題,為什么就要求大學生支農調研隊、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和梁漱溟鄉建中心這些小小的努力徹底解決三農問題呢?

          1980年代,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溫鐵軍的導師杜潤生曾說:“動員起青年知識分子調查、下鄉,你們就算成功了。”

          在他之前,青年沉沉欲睡,農村一片沉寂;在他之后農村依然沉寂,但青年已醒。

          “老石,你并不認識我,我也早已忘記了你的容顏,但是我記住你了,作為一個很抽象的意象,一個為民族而畢生奮斗的人。”一支農隊員說。

          “隨著老劉的逝去,我想我青春年華中最為激動難當的那一部分正在逝去。即使那一段歲月已經逝去,但我們堅信積淀了更多的堅韌和理性。讓更多的青年,更多的中年,去實踐這個理想主義者的理想:建設鄉村。”支農隊員周遠在悼文中如此結尾。

          “如今我的靈魂已成了孤兒,老爸,您的胃不好,在那邊要按時吃飯,記得添減衣服。不要掛念您的兒女們,我們會長大,會獨立。爸,我早就把自己比作綠盟的一顆香菇,誓不改變。爸,走好,勿念。”人才計劃六期學員王芳哭訴。

          “我還想參加集體婚禮呢!想您看看我的孩子呢!想您給他起名字呢!”只見過劉老石一回的西安大學生支農隊員馬久菊說。

          “與其蜂擁其陵前獻淚,莫如靜心回憶他的所作所為;以便我們作為鄉建志愿者的各界人士都能得到他一甑一缽的精神遺產。”溫鐵軍在《老石祭》中給鄉建同仁提出如此冀望。“今天送他走,更知道明天自己該怎樣活”,錢理群在悼文中以此結尾。

          在中心的官方論壇上,劉老石的論壇簽名一直不變,如今老石已去,這簽名再也不會變了:“望著農民,我在想,怎么辦?”

          “為什么真誠的理想主義者不害怕犧牲?”劉老石在與支農大學生一起看《井岡山》時問大家。沉吟半響,劉老石緩緩地說,“因為他的生命,已經融入到他追求的理想事業中,這是他人生的意義。他無所畏懼,即便他犧牲了,他的理想卻有人承繼,他的事業將由他的同志們前赴后繼。”

          3月25日上午,聞聽噩耗后,晏陽初平民教育發展中心的張俊娜打電話給中心工作人員張斌,“我當時不敢問劉老師的事,試探著問張斌:明天在晉州的農民合作社培訓,還辦嗎?”

          張斌答:“照常進行!”語氣堅定。

          晚上張俊娜和參加培訓的學員一起去中心,車里的氛圍很低沉,張俊娜不知道該如何招呼大家,心里難以抑制的哀傷也讓她沒有心情去說話。

          張斌悄悄地用短信提醒張俊娜:“拿出熱情和堅強與大家交流,積極樂觀才是鄉建精神。”

          而此時,在中心,迎著夜色,學生們正把毛筆書寫的歌詞一張張貼在最顯眼處,那是劉老石在下鄉時最愛唱的《假行僧》:

          “我要從南走到北,我還要從白走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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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載鄭宇鈞2015年在微信公號“國仁青創”發布的《老石之死》,標題為紅歌會網編者所加?!?/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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